迄今为止，先发达起来的国家所主宰的全球化都是“棕色”的。中国应该把它染绿。

China's efforts to make globalization green

 五一节诞生于美国，但是美国当权者有意识地把劳动节放在9月，而让人淡忘五一的历史及现实意义。如今，在我们关于取消还是保留五一黄金周的争论中，还有多少人记得国际劳动节及其来历呢？我在11月20中国日报发的这篇小文中，试图讨论这个问题。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e ongoing debate over the rearrangement of our national holidays.

Although opinions may not affect the final decision on how many holidays we are eventually to have and on what occasions, the fact that ordinary people d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ir their views openly on the matter marks progress in our society.

After all, few public polls were conducted when we were told there would be three Golden Week holidays every year in 1999, although almost everyone welcomed the news as it meant more days for rest and recreation.

Not unexpected, the plan to cancel the week-long May Day holiday has incurred much controversy.

What is important, however, is not the differing views on whether we should keep or cancel this Golden Week and introduce three other holidays such as the Qingming or Tomb-Sweeping Day,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right of workers to rest should be guaranteed.

But why we should have these holidays and how we should spend them are points being overlooked in the current deb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y Day Golden Week and now to reduce it to just one day is not the argument. Do we remember the origin of this day? Do we know it is 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This has been forgotten in the very home where May Day became a festival for workers worldwide.

Workers in Chicago, the United States, staged demonstrations for the eight-hour working day in the 1860s and 1870s, but were suppressed by the authorities. Some workers were even killed for this right.

The suppression triggered greater demonstrations in more places and protests around the world. In 1889,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declared May 1 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and since 1890 the day has been celebrated by workers around the world with rallies, speeches and other activities.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me of this very special day for the labor movement, May Day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has been officially ignored and a Labor Day instead is celebrated on the first Monday of September.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want to hide the true history of May Day and attempts to erase 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It is sad that many Chinese are also not too keen on the history of May Day and its significance.

I only wish that since we now enjoy fewer working days, an outcome of the pioneering labor movement, we should show some appreciation for those who fought for the rights of workers.

And if we do care, May Day should stand as a reminder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all workers - the right to rest, health, workplace safety, and more. Be it a one-day holiday or a week-long break, May Day is more than an occasion for just fun.

If we do have the three new holidays we should also not loose sight of their traditional significance by merely eating stuffed glutinous rice cones and moon cakes.

The meaning of these holidays will be lost if they become just an occasion to eat the special foods associated with them.

All three festivals have come about from China's long civilization and have rich cultural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task force unde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n national holidays, the addition of the three Chinese festival holidays is designed to enhance our traditions and culture.

If so, specific work should be done to guide people to spend these holidays more culturally.

作者 杨者圣
第六章 穿越河西走廊（上）之一

走进黄河西部地带
　
        离开兰州，向河西走。蒋经国书中说，经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反过来到永登，再到青海。最后再从青海返回兰州。
        熊向晖的记忆，不是这样。他的记忆是到兰州以后，坐汽车、卡车，沿着湟水，到青海西宁，见了马步芳和他的儿子马继援。返回的时候，蒋经国看了地图，他不愿再绕回兰州，从兰州再到河西走廊，走回头路。蒋经国提出经过享堂峡，走祁连山，直接到河西走廊的武威。当时，马步芳、马步青认为走享堂峡很危险，蒋经国、蒋纬国却一定要走这条路。
        不了解西北地理的读者，对两条路线之间的差异，也许不太清楚。兰州、武威、西宁，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三角形。武威在兰州的西北，西宁在兰州的西边。过去，从兰州到武威、从兰州到西宁，都有大道可达。从西宁到武威，中间隔着一座祁连山，交通并不方便。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要从西宁到武威，或者要从武威到西宁，都要再绕回兰州，但是，这样路程就太远了。
        蒋经国和熊向晖都说，他们没有再绕回兰州，走回头路。蒋经国在书上说，他们是由武威到西宁；熊向晖的记忆，他们是由西宁到武威。一先一后，在时间上的区别很大。但熊向晖嘱咐，仍按蒋经国书上记的顺序写。
        由兰州到武威，蒋经国的书上写得很简单，只是说离开兰州，过了黄河，先是有一段水果区，然后就到了乌鞘岭，然后就到了祁连山，然后就到了武威，即蒋经国书上所说的凉州。如果按照当时的行进路线，这一条路，要经过河口，从河口转干沟到红城子，从红城子再往前走，到永登。由永登北行，有大山横亘，地势险要。这座大山是河西走廊东端的门户，名叫“乌鞘岭”。从地理意义上说，过了这个门户，才算是进了“走廊”。其实，当时走这一段路，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记录和叙述的。
        由兰州再往西走，就是河西地带，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河西走廊，蒋经国称它是“中国的走廊”，这是有道理的。
        一出兰州，有一段路，是沿黄河走的。过去都说黄河很宽很深，其实这一段，并不宽。由于河面窄，所以水流很急。从理论上说，蒋经国一行过了兰州黄河大铁桥，就算是到了河西；其实，黄河在市区这一段，是东西走向的，过了黄河，只是到河北；然后再沿着黄河北岸向西走，大约还有15公里路，才能进入走廊地带。
        黄河南北，仅有一水之隔，而景物相差很大。黄河北岸的山上，不易长草，是所谓童山；而黄河南岸的山上，则有树有草，是所谓青山。黄河大铁桥建成35年来，车马南北直达，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居民生活水平逐渐趋于一致，人事方面的差异，也就不太明显了。但在清代以前，由于交通阻隔，两岸的生活条件和习惯的差异，与现在大不相同。那个时候的黄河南岸，以汉人居多；黄河北岸，则以藏民为主。两岸的社会景观，俨然就是藏汉两种文明的真实反映。清人李涣的《甘泉道中即事》中记载：“一渡黄河满面沙，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雪）。海错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惋，瞥见笙歌泪转赊。”但是，到了抗战时期，人们过了黄河以后，无论是入青海，还是走河西，大道附近已经看不到这种藏民的生活情景。从兰州向西，虽属回汉杂居的主要地域，但在服饰上，居住上，并无明显的差别。
        过了兰州黄河铁桥西行10余里，都属于肥沃的冲积河岸平原，田园优美，果树成林，这里是兰州有名的水果区，有很多的梅树，桃树。汽车走到一个叫河口的地方，开始向北转入一条干沟中。河口是指黄河的支流庄浪河进入黄河的口部。庄浪河是甘肃中部的一条重要河流，发源于甘、青边境冷龙岭东麓，东南流经永登县，经河口注入黄河。蒋经国一行的汽车所走的干沟，与庄浪河大体平行，都是南北走向。干沟两侧是嶙峋的石崖，汽车蜿蜒于峡谷的沟中，稍一不慎，即有撞上石崖的危险。据说，如遇山洪暴发的夏季，则汽车有被冲没的可能。
        汽车继续北行，谷势逐渐开旷，石崖已不多见，两侧都是平缓的山坡。稍为平阔处，已有村落田园出现。汽车上上下下过了几座小山，到了一个大镇，叫红城子。兰州至红城子约50多公里，汽车大都在曲谷之中行走。红城子以北，人口村落逐渐稠密。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宽广的庄浪河中，有无数小型沙洲。道旁仍可看到左宗棠进军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让人感慨万千。
        中国名记者范长江在走过这里时，由左公柳联想到左氏的雄才大略，声称自己对左公“不胜其企慕之思”。范长江并说：“左宗棠是自命为当时才略最高的人，我们现在看他在西北所留的印象，并且不能说他完全是‘自负’的夸张。他在西北的政治与兵略，现在暂不管它，单就他的道路政策，已经表示出非常大的成绩。他乘用兵陕甘新三省的机会，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3000多里的宽敞大道，两旁遍植杨柳，夏日杨柳青茂，夹道以伴行人，蔚为大观。”范长江说，“从左宗棠的路政，转而想到现在我们走的所谓‘公路’，不胜其‘今不如昔’之感，甚至最简单的削平小土坡的工作，亦不见有人负责。一二尺的小土沟，或小土窟，亦无人为之填补，往往使汽车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一个东方人来到西北，如果只看着建设图表和报告，一定非常兴奋而满意，假如实际尝尝建设的滋味，就会感到失望而凄凉。”蒋经国此行距范长江讲这个话时，又过去了五、六年，但中国的西北角，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从红城子再往前走，就到了永登县。永登是历史上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要道，距兰州约90多公里，因境内有汉代“永登亭”而得名。永登也是由甘入青的一条重要通道。兰州赴西宁的大道，本来应该走新城转溯湟水上行。但由于此路有老鸦峡之险，汽车不能通过，故改走永登。当初范长江由甘肃到青海采访，就是走的这条大道。
        由永登北行，就到了天祝县，当时叫天祝乡，取境内两座最大佛教寺院天堂寺、祝贡寺的首字而得名。天祝县境内有大山横亘，地势险要。这山，海拔3562米，是河西走廊东端的门户，叫“乌鞘岭”。
　　
过了乌鞘岭，才算是进了“走廊”

　     从地理意义上说，过了“乌鞘岭”这个门户，才算是进了“走廊”。乌鞘岭，藏语叫“哈香日”，意思是和尚岭。乌鞘岭得名于岭上的沙石为乌色，它是祁连山东段冷龙岭向东南延伸的山脉，海拔3500多米。乌鞘岭不但是河西走廊东部的天然屏障，也是我国地形上、气候上的重要界线，气候变化剧烈，一年四季风雪雨雹轮番交替，从不停息。尤其是6月至8月间，冰雹频繁，甚至暑天飞雪，亦为常事。山顶上白雪皑皑，岭下却是牛羊成群的抓喜秀龙草原。
        蒋经国在书里说：“那边，最高的山峰叫乌鞘岭，在岭上有一块大石，当地的老百姓都叫他做催生石。乡下人说，女人生不下小孩子时，只要去拜一下这块石头就可以了。”
        在内地人听来，乌鞘岭海拔3500多米，已经够高的了。但是它西端的雷公山海拔4306米，东端的毛毛山海拔4000多米，都要高于乌鞘岭。乌鞘岭处于中间，算是两山之间的一个矮子，也是一处洼地。所以，有的地理书籍介绍乌鞘岭时说：“乌鞘岭是介于雷公山和毛毛山之间较低的部分。”横亘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这一片连绵不断的大山的海洋，因为到了乌鞘岭这里，形成了一块“洼地”，这就形成了自有丝绸之路以来，往河西的交通，必须通过乌鞘岭的局面。因此，乌鞘岭自古以来成为丝路要道。
        乌鞘岭的西端是高山，东端是高山；南端是一条川地，叫金强川；北端是盆地状，叫安远盆地。
        乌鞘岭东南的金强河，东流永登县境内汇入庄浪河后，流入黄河，属于外流河。乌鞘岭西北的古浪河，是发源于祁连山脉，北流走廊及内蒙古草原的内陆河。乌鞘岭是中国北部内陆河与南部外流河的分水岭。
        金强河横陈于乌鞘岭东南脚下，历史上正是设关隘、屯重兵、控交通的要冲。乌鞘岭北边的安远镇，当时是天祝乡治所，历史上，安远镇叫安远驿，它同乌鞘岭东的金强驿、岭西的黑松驿，为著名的乌鞘岭“三驿”，是整个河西走廊丝路驿站长链上很重要的三个链节。
        乌鞘岭周围的长城及城防、营盘遗址很多，自汉代至明清均有修筑。直到现在，乌鞘岭上仍保存有一座汉代的烽火台。烽火台下的一段汉长城，已成土埂状，但清晰可辩。金强河的北岸和南岸，均有兵营残迹。金强河北岸兵营东北一片，坡度较缓，是一片很大的牧场，当地人叫它“马场”，是历代兵营里放牧军马的地方，直到民国时期，这里的兵营不但有驻军，而且禁止当地人放牧。
        河西走廊是一个地理名词，但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却具有极高的地位，因为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内地连结西域的交通枢纽，更是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融合地，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有极大的贡献，在古代典籍和诗词歌赋中的“出镜率”，都相当高。诸如武威与凉州、张掖与甘州、酒泉与肃州，以及嘉峪关、玉门关、敦煌等河西走廊的名城，几乎都是埋在汉史和唐诗中的城市。
        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许多既没有到过西北，也没有到过河西走廊，但对河西走廊这个地理名词，无不具有亲和感，甚至有一种魂牵梦萦的温馨感觉，这都是来自于汉史、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熏陶的结果。
        单纯从地理上说，河西走廊介于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之间，东起乌鞘岭，西与疏勒河同罗布泊的分水岭为界。因地处黄河以西，故名河西走廊。走廊即指祁连山北麓的狭长倾斜平原，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100公里，海拔1000—1500米，地势由东向西，又自南向北倾斜，按不同的海拔高度，可分为武威平原、张掖与酒泉平原、疏勒河平原。
        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时期，河西走廊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和铁马金戈的古战场，也是佛教传入中原的重要途径，至今千里长廊上留有数以千计的关隘遗址、古堡要塞、长城烽燧、石窟寺庙、古葬墓群和文化珍品。历史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名城，都是地肥物丰、对外贸易和东西文化交流的要埠，经济发达，商业繁荣。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在诗中，对凉州的盛景曾有“凉州七里十万家”的描写；15世纪初期《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叙：“肃州城市极大……，店内羊肉与猪肉并行而挂列。各街均有华丽的建筑物，顶上有木制尖塔及炮眼，用中国漆漆之。”《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诸州之山中，并产大黄甚富，商人来此购买，贩售世界”。
        这都是当时河西走廊的真实写照。
　
“祁连”二字，匈奴语是“天”的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河西走廊有名，祁连山也有名。
        出了兰州，还未进入走廊，就远远望见祁连山的山峰。那一座座山，像冬眠的獾猪一样，首尾相咬，缠绵蜿蜓，扭来窜去，不知所终。
        “祁连”二字，据说是匈奴语“天”的意思。所以，祁连山也叫天山。李白的诗《关山月》中就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诗句，有人误以为这是指新疆境内的天山，其实，这里的天山，就是指祁连山。
        远望祁连山，山顶上是一片白雪。这时已是5月份了，白天已经显得很热，但出了兰州，进入河西，海拔越来越高，即使是平地，海拔也都在1000米至1500米以上。祁连山的山峰，一般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主峰岗则吾结更达到5800多米。因此，祁连山雪线以上的积雪，都是终年不化的。
        祁连山在甘、青两省交界处，山南是青海省，山北就是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祁连山东起乌鞘岭，西止当金山口，东南—西北走向，全长900——1000公里，长度相当于河西走廊的长度。因位于河西走廊之南，与北山遥遥相对，又称走廊南山，或称南山。
        走廊的北部，有大通河、黑河、北大河、党河等谷地，可发展农业、牧业；走廊南部比较干燥，河谷地带只能发展牧业。走廊东部气候湿润，海拔2500米——3000米有云杉分布。走廊西部呈现半荒漠景观，酒泉以西已不见森林。走廊北麓山前平原，冰雪融水滋润，形成绿洲，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走廊的名城，均居于这些山前平原的绿洲地带。
        河西走廊出名，就在于它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也就是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与这条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很大关系。通过对外开放，中国文化与西域及欧洲文化兼容并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都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河西走廊可以说是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国际高速公路”。开辟并建设这条“国际高速公路”的人，就是汉武帝和他手下的大将卫青与霍去病。
        西汉之前，居住在河西地区的主要是游牧民族，先后有羌戎、乌孙和月氏等少数民族。战国时期及秦代，逐渐强盛起来的月氏先后兼并了羌戎，赶走了乌孙，占据了河西地区。西汉初年，匈奴开始强大起来，并入侵河西，迫使月氏人向西迁徙于两河流域。“两河”就是锡尔河和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流入咸海。两河流域即指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北部地区。匈奴把月氏赶到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后，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就成为匈奴的领地。
        强盛起来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赫赫威势，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不断向立国未久的西汉王朝进行骚扰掠夺。但西汉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随之强大。汉武帝即位后，即决定对匈奴采取攻势防御战略，以武力主动出击，夺取对西汉王朝的安全极为重要的河西走廊地区。
        初期，汉武帝觉得自己在军事实力上还不足以独力对付匈奴，就派张骞出使西域的中亚地区，联络月氏和乌孙，对匈奴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是公元前138年的事情，也是张骞的第一次西域之行。但这次联络行动就军事目的而言，并没有成功。因为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一关就关了10年。逃脱之后，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大夏，也就是现在属于两河流域的中亚国家，最后找到月氏。但这个时候的月氏民族，已经由游牧生活，改为农业定居，没有东归之意，张骞只好怅然东返，途中又被匈奴俘获，又关了一年多，才在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
        也就在张骞东归的前一年，即公元前127年，西汉大将卫青率军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套地区，这使汉武帝建立了“单挑”匈奴的信心，大规模地征伐匈奴的战事，从此连绵不断。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青年将军霍去病统帅万骑，从陇西出塞，进军河西，大获全胜。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不但生擒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也就是连保佑匈奴幸运的“神器”，都被汉军缴获了。汉武帝很高兴，把这个宝物放置在陕西凤翔的甘泉宫，进行供养礼拜。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绘有这一段故事。从此，整个河西地区都被西汉王朝控制。两年后，卫青和霍去病联合出征，这一次不但歼灭了匈奴的主力，而且出塞一千余里，把匈奴送得更远，史书说是至狼居胥山，临翰海，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尔加湖一带了。
        这样，就彻底解除了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也就在这一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越过河西走廊地区，西行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最后顺利地从乌孙凯旋而归，从此，正式开辟了这条国际大通路，建立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张骞的两次西域之行，历史上被称为“凿空”之行，也就是说从战略上把匈奴的后方凿空，孤立匈奴。但总体上，张骞的“凿空”之前，军事上起的作用不大，但在经济、文化上所起的开创作用，无可估量。
        继张骞之后，东汉的班超继续张骞的未竟事业，功劳也很大，这在《史记》和《汉书》都有记载，通过张骞和班超多次出使西域，逐步建立起东起长安、西通欧亚的重要商路。从公元2世纪，到公元13、14世纪前后，我国中原地区的丝绸商品，在长安或洛阳集中后，由商队驮运西行。其主要路线：从长安沿渭水西行，经咸阳、陈仓、陇西或固原，到金城，就是现在的兰州，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交通分南道和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
        北道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到疏勒（今喀什）。
        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到疏勒。
        无论是北道还是南道，西部的交汇点，都是疏勒。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今阿富汗）、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黎轩（在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阿富汗喀布尔，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今波斯湾头）。
        如果从阿富汗喀布尔向南行，到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口），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非没有变化，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东汉初年，中原王朝打败占据蒙古高原的北匈奴以后，牢固地占领了伊吾，即现在的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即现在的吐鲁番，再经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

作者 杨者圣
第五章 兰州见闻 （下）　

兰州清汤牛肉面
　
    在兰州几天，蒋经国说，南方人只有到了兰州，这才觉得北方生活的味儿，与南方真是大不相同。住在招待所里，茶房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原来清的水，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就是洗脸，也使得皮肤涩巴巴的，难受得很。不用肥皂还好，一用了肥皂，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皮肤上的毛孔，粘在皮肤上，更洗不下来了。那个水，是含有多量硷质的苦水，虽然清得很，但就像放了很多盐的盐水一样，越洗越难受。浑的水，是黄河的水，那是甜水。一玻璃茶缸的水，等到沉淀下来，却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甜水，要雇人从城外黄河里，一担一担挑进城来，所以很金贵。
    虽然是苦水，毕竟也是水。蒋经国这次横穿甘肃全省，知道甘肃有许多地方，连苦水也很少，一盆洗脸水，是绝不可以一个人独用的，必须是全家一起用。用完了，还不能倒，还要浇菜，或洗东西。有的地方，甚至不用水洗碗。吃完了面条或粥，就用舌头把碗舐干净，既节约了粮食，也洗了碗。这不是笑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一生只洗两次身，出生一次，去世一次。有说是3次，结婚还有一次。蒋经国这次到西北，感受最深的，就是水的问题。他反复跟熊向晖说，西北地区的最大问题，就是缺水。在兰州，虽然水不宽裕，但毕竟还有一条黄河。离开了兰州，离开了黄河，那真是滴水贵如油，一点不假。
    曾有人把甘肃戏称为“干酥”，意思就是一踏上陇原大地，满眼便是连绵起伏的濯濯童山，大地干渴如酥。陕甘总督左宗棠在1876年的时候，曾给当时的光绪皇帝上过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中说：“臣辖境苦瘠甲于天下”，要求各省协济，不然“无所措手仰仗”。可见，甘肃缺水的问题，存在很久了。
    根据水利专家的考证，兰州周围的黄土山，土质并不坏，只要有水！兰州地区出产的水果，就很有名。那个时候，还不曾有著名的白兰瓜，但皋兰县出产的水果，是远近闻名的，有一种瓜，叫“醉瓜”，甜而多汁，入口即化，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有人说，醉瓜是哈蜜瓜的变种，也有人说哈蜜瓜是醉瓜的变种，总之，醉瓜不比哈蜜瓜差。还有甘肃的软儿梨，又名香水梨，为西北果中上品，于右任称赞：“皮薄一包水，肉化一团泥。”很形象。兰州产的苹果、沙果等，也都不坏。兰州的土质好，阳光充足，气候也适宜，才能出好的瓜果，问题就是缺水。
    就是因为有缺水的问题，蒋经国认为“迁都”兰州的计划，并不实际，说其他的困难，都还在其次，首先是水的问题，解决不了。8月间，蒋介石又到甘肃来了一趟，看到水的问题，的确很大。“迁都”兰州的念头，也就打消了。
    兰州城外就是黄河，兰州段的黄河水流湍急，所以没有鱼。但兰州人吃的是青海“湟鱼”。朱绍良、谷正伦请客，都有湟鱼这道菜。湟鱼很有名，经济价值很高。它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属于鲤科鱼类，但身上没有鳞片。它的体形很有意思，样子像一只纺锤，颜色一般是灰褐色或黄褐色，也有全身是浅黄色或深绿色的。青海湖在高原上，海拔高，幅射强，水温低，水质咸，水藻和浮游生物少，所以湟鱼生长十分缓慢，据说长到1斤重，需要10年左右。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湟鱼味美可口，营养丰富。但是，鱼子、腹膜和内脏有毒，不能吃。如今，青海湖湟鱼已经列入国家保护动物的名录，不可以捕食了。
    但那个时候的青海湖，湟鱼蕴藏量很丰富。因为交通不便，去的人少，湖周围又是牧区，牧民大多是藏民，没有吃鱼的习惯，所以给湟鱼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每年3月下旬，青海湖面开始化冰，鱼群就陆续向湖泊周围的河流游去，溯河而上，受精排卵，繁殖后代。这种活动，在5、6月份达到高潮。往往在河口附近，见到成千上万尾的湟鱼，密集成群，上下翻滚，把水搅动得像泉涌一样。进入河口，它们争先恐后，如箭一般向河道游去。在通过急流浅滩时，大部分鱼体的背鳍和尾鳍的上部，露出水面，恰似千帆竞发，甚为壮观。现在，由于滥捕滥捞，湟鱼已经很少了。
    蒋经国对兰州的清汤牛肉面，印象很好。正宗的清汤牛肉面，做的时候很有讲究。讲究的清汤牛肉面，要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一清是指汤清，做汤的时候，要用带骨牛肉清炖后的原汁鲜汤，再兑入羊肝、牛肝及鸡汤，辅以佐料，清澈见底，味美鲜香。二白指萝卜片白，制作时将白萝卜切成正方形或扇形薄片，投入开水锅，煮到七、八成熟时，捞出用冷水漂过，去掉异味，再加牛肉汤煮熟备用。吃的时候，软硬适口，老少咸宜。兰州的俗语：“萝卜炖牛肉，胜似人参汤。”三红是指油泼辣子。菜油煮沸后，投入花椒、草果、姜片，去掉清油味，再捞出调料，加入上等辣子面搅拌成稀糊状，吃的时候，还要再调入辣子油，鲜红晶莹，芬芳扑鼻，鲜而不辣，色味绝佳。开始的时候，蒋经国看到油泼辣子，以为很辣，其实吃的时候并不辣。四绿是指香菜、葱花、蒜苗末撒在碗中的绿色。一碗面，红绿相映，色香味俱佳，令人食欲大振。五黄是指面条黄，白白的面粉，以蓬灰水和面，蓬灰是用一种灰蓬草烧炼成的灰。这样和出来的面呈黄色，面要和得有韧性，有弹性，拉出的面条自然成黄色。扯面薄厚均匀，宽细一致。面煮熟后捞入碗内，浇上清汤、牛肉丁、白萝卜片，调入红辣子油，撒上香菜、葱花、蒜苗末，价廉物美，十分受欢迎。
    现在全国到处有兰州清汤牛肉面，但是出了兰州，味道就变了，吃不出兰州的口味，不光是做工，还有原料问题。兰州那个地方产的牛肉、羊、鸡、白萝卜、菜油、香菜、葱、蒜，与其它地方产的，品质都不一样啊！还有蓬灰，其它地方也没有。蓬灰是灰蓬烧成的。灰蓬也叫水蓬，生长在甘肃黄土高原，属草本植物，通体肥厚柔弱，耐贫瘠、干旱和盐碱，有了雨，就蓬勃生长。灰蓬经过烧炼，由草本变为石质的蓬灰。用蓬灰加入水中和面，能使面体柔韧、拉力绵长均匀。离开了甘肃，特别是南方这些地方不产灰蓬，做不出兰州的蓬灰面。面条吃在嘴里，没有咬劲，没有味道。
    兰州的清汤牛肉面，是清光绪年间一个叫马保子的回民创造的。后来经马保子第三代马成禄的不断创新，才发展成现在的色、香、味、形俱佳的地方风味小吃。就是在兰州，也要到马保子嫡氏传人开的店，才能吃到正宗兰州清汤牛肉面。
　
蒋经国第一次看见黄河上的羊皮筏
　
    到了兰州以后，蒋经国第一次看到黄河上有羊皮筏。1只羊皮筏，是由6张经过油浸的羊皮缝成。等到要用的时候，就把气打进去，就可以在水面上浮起来。从上游飘到下游。到了目的地以后，就把气放掉，把羊皮筏背在身上，再往上游走去。蒋经国在书上说，1只羊皮筏是由8只羊皮缝成的，他记忆有误，是6张羊皮，不是8张羊皮。
    其实，黄河上除了羊皮筏，还有牛皮筏。这是西北水上交通的主要工具，大致说来，使用皮筏的要多于使用木船的。皮筏的组成方法，是将牛羊皮袋先经过油浸之后，紧束头尾四肢，内胀以空气，然后以数个、十数个或多至数十百个，编成平面长方形，上面再放木架，架上可以载货搭客。如果是运载羊毛水烟等货物较多的，则一般都用牛皮筏，因其载量较大，一筏可以载重数万斤。更有将羊毛直接装入皮袋之中，这样可以省却筏上堆毛的高度。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都是格外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观赏。羊皮筏虽小，但漂流起来轻而快，不容易搁浅；而牛皮筏虽大，载货量多，但漂流的速度慢，容易搁浅。各有利弊。操作皮筏的水手，大都是甘肃河州的回民，河州就是现在的临夏市，也有西宁方面过来的回民。范长江从兰州到宁夏的旅途，就是搭牛皮筏，沿黄河一直飘到青铜峡，因此对操作皮筏的水手，曾作过一番考证。
    范长江说，这些从河州或西宁来的水手，他们的身体坚强结实，因为宗教教条的训练，他们养成了几种非常有益于身体的生活习惯，如早起，勤于沐浴，遵守时间，不吃死后的生物等，特别是不吃鸦片，关系于他们的体格方面，非常重大。西北回民与汉人同样种植鸦片，贩运鸦片，然而回民中吸食鸦片的，百难得一二；而汉人中不吸鸦片的，不到一半的人口。这种趋势，如果没有纠正的方法，则西北的将来，汉人只有渐归于天然淘汰之途。
    范长江从兰州到宁夏，乘的牛皮筏，由120张牛皮袋组成，平稳宽敞，坐卧读书，皆甚相宜。筏上共有水手6人，人手1浆，前后各3浆。西北人称水手，都叫“把式”。6名把式中，有1人为首领，名为拿事。前3浆关系重大，故由头等把式掌握。拿事对各把式不但有指挥的全权，而且有保护的责任。因为一条筏上的水手，大都与拿事有宗族及乡里等关系，离家时所带出的人手，必须于返家时交还到原来的家庭。拿事对于筏上的安全，负有完全责任，必须能领导皮筏免去水上一切的危险，所以拿事必须久走黄河，深习水性，而且为人机警果断，始能胜任。
    兰州以下的黄河，一直到宁夏银川之间，先后分布着桑园峡、红山峡、黑山峡、青铜峡等著名峡谷，险水最多，因而普通水手不易通过，于是应运而生一种专门驾驭峡谷险水为职业的水手，名叫峡把式。峡把式都是特别精通水性，熟悉当地水文的老手，他们能指挥皮筏，安然通过一处处非常危险的地方。过了一段峡谷或几处危险地带以后，他们就离开皮筏上岸，回到上游，作下一批皮筏的保险者。
    范长江乘牛皮筏到宁夏青铜峡之后上岸，再换乘羊皮筏到金积堡。范长江说，他在羊皮筏上顺流而下的时候，想起了宋朝和西夏的战争，为什么只能从左翼兰州、青海一带进攻，而不从现在的金积、灵武直接攻过黄河，略取银川？其中的原因，全在渡河问题上面。黄河在冬季结冰以后，可以自由通过，但是生长于中土的汉兵，要在冬季的时候和游牧民族的西夏打仗，这是气候上拚不过的。西北宜于南人作战的季节，是夏秋雨季，但是此时黄河水势浩荡，欲渡为难。记得宋朝夏竦曾答复过皇帝关于渡河的事情，他以为造船不是一时可以办到，我们如果驻兵河边，保护造船，一方面孤军边外，多则难养，少则不敌，同时夏人不断来攻，船亦难造成。如果挟皮囊泅渡，一则夏人可以“半渡而击之”，将无法对付。范长江推测，似乎当时还不知道用皮羹联成皮筏的办法，否则也勉强可用以渡河。
    兰州的政治空气与社会风气，在西北的几个省会城市中，都是比较落后的，这是蒋经国的又一个感受。原因就是自民元以来，甘肃的统治阶层不断变换，而他们治甘的宗旨，都是本着捞一把就走的初衷，把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留给继任者去收拾。1925年以前的北洋政府时期就不说了，1925年以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进入甘肃，先是冯系刘郁芬当政，接着是宁夏的马鸿宾取代，后来是蒋系的邵力子、朱绍良掌权，再后来是东北军的于学忠执政，然后又是蒋系的朱绍良、贺耀组、谷正伦继任，十几年中，省主席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一任省主席来了，就带来了一套班子，他们都以搜刮剥削为能事。省主席走了，而班子往往留了下来。所以，范长江曾经说：“寄居在兰州城内的高等闲人太多，他们终日以制造传播各种军政消息为能事，稍有可乘之机，谣言即因缘而至。”
    “兰州城里谣言多”，这是当时盛行的一句俚语，本来没有的事情，只要几天谣言，立刻可以满城风雨。粮食也上涨了，汽车也不敢放心开往某些地带了。尽管事后“全属子虚”，然而第二次第三次的谣言，又继续再来一遍；而且这些谣言，一样有效，可以激动一时。当然，易于产生谣言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和日益尖锐，尤其兰州是一个回汉杂居的城市，由于清朝三百年来所用的“汉回互仇”的民族政策，造成西北汉族与回族之间相互仇视和警戒的心理十分强烈，从而一有风吹草动，就在双方的心理上引起震动。另外，汉之中有很多派别，回之中也有阀统，彼此历史纠纷，盘根错节，也是产生谣言的一大社会土壤。这都是造成兰州社会空气污浊的重要深层原因。
    但是，兰州的市面却往往充斥着一种非理性繁荣，街上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带袜、手帕、小镜子、西装领带、玻璃杯等等，非常充足。地摊上则出售着手电筒和劣质自来水笔、自动铅笔。那个时候，由于战争的封锁，大后方货物来源很少，这些东西都是很少见的。特别是1939年到1940年的时候，兰州被炸得很厉害，几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中过弹。1940年春季，兰州城内关外的街道上，浮土有寸许厚，人走在街上，感觉脚下软如地毡。往街道两边看去，有许多房子，大门还是好好的，从门隙窥视，内部却是一片瓦砾。那个时候，要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差不多要跑遍全城的百货店，还不能讨价还价。但是，才一年多的功夫，兰州的市面又繁华起来，好像愈封锁，货物来源越多；愈是战争，市面越旺。
    其实，兰州的繁华，是来源于走私。1940年的时候，茅盾在兰州，就对这方面的情况做过专门采访，他在《如是我见我闻——兰州杂碎》一文中作过这样的披露：“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在路上时，有武装保护，到了地头，又有虎头牌撑腰。值1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为10块、20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全部的缉私机构在他们的手里。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穷昏了，居然也走这一道，肩挑背驮的，老鼠似的抄小路，硬走个十站八站路，居然也会弄进些来；可是，沿途碰到零星的队伍，哪一处能够白放过，总得点缀点缀。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那就完了蛋，货充公，人也押起来。前些时，查出一个巧法儿：女人们把洋布缠在身上，装作大肚子混进来。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都要脱光了检验……，嘿！你这该明白了罢，一句话，一方面是大量的化公为私，又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可见，真正的走私活动，是出在缉私机关，这是戴笠控制的机构，权力很大，又不受监督，做了坏事，也没人敢管，所以社会民愤很大。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下令撤销了。
　
“买枪来，买枪来！长枪短枪盘盘枪”
　
    在甘肃走，蒋经国感到听甘肃人说话，了解甘肃的方言，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甘肃地域辽阔，东西长1600多公里，自秦汉以来，多次从内地移民实边，屯垦军卒，亦常滞留戍地，不断与西北各少数民族交流、融合，所以甘肃的方言极为复杂。陇东毗邻陕西，这个地区的语言近似秦腔，有人曾经用平凉地区的方言，戏改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结果变成了“清明时节雨法法，路上行人可咋价！借问酒家那搭有？牧童遥指在哇哇。”“法法”，就是“唰唰”；“可咋价”，就是“怎么办啊？”“哇哇”，就是“那儿”的意思。这首诗经过这样一改，颇能传达关中土话的神韵，但是听不懂秦腔的人，听起来则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有个甘谷小贩的故事，也很有趣。甘谷现在属天水，过去属陇南地区。这甘谷小贩挑了两筐货物，在兰州街头吆喝叫卖：“买枪来，买枪来！长枪短枪盘盘枪，还有子弹！”在兰州街头值勤的民警一听，那还了得，以为是军火贩子，公开贩卖枪支，马上拦住一检查，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个甘谷小贩的两只箩筐中，一头装的是香，一头装的是鸡蛋。陇南话，“香”往往叫成“枪”，“鸡蛋”往往叫成“子弹”；这个小贩实际上叫卖的是：“买香来，买香来！长香短香盘盘香，还有鸡蛋！”
    胡宗南部队里西北人很多，在7分校，在胡宗南司令部里，都有不少兰州人。兰州的老居民，有许多句式结构特别的地方。比如，老兰州人，往往都把辣椒种子叫成“辣子子子子”；将小雀（读巧），称为“雀儿儿儿儿”。这一类语言，本地人习以为常了，但外地人听了，往往不知所云。西北“几大马”，也就是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这些人的老家河州，即现在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个回、汉等多民族杂居的地方，马家军里面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有时候听他们讲话，他们语言中有一种倒装句式，如“饭吃了没有？”“媳妇娶过啦”之类。还有一些用汉语言无法解释的方言，如称“头”为“多罗”，称“现时”为“阿藏”等等，也不知是怎么起源的。
    蒋经国下一步要去河西，河西走廊的方言也很有意思，各州县口语发音千差万别，比如凉州人往往将韵母“an（安）”与“ang（昂）”混同，原因就是他们不会发“an”音，因此常常把“箭竿”说成“酱缸”；把“严乡长”和“杨县长”都称之为“洋县长”。甘州人则往往把凡以“zhu（朱）”音发声的字，都改为“gu（姑）”音发声，这样，“中国”就变成了“公国”，“朱家庄子”就成了“姑家光子”了。民间幽默家特编了一段嘲笑甘州人的绕口令，这段绕口令的词原本是这样的：“墙上一个蜘蛛，抓也抓不住，捉也捉不住，瞅头搂了一笤帚，看你霉鬼跑到哪里去！”但是，到了甘州人嘴里，变成了：“墙上一个姑姑，瓜也瓜不谷，郭也郭不谷；瞅头搂了一笤谷，康你霉鬼排到哪里咯！”经国、纬国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次蒋经国在兰州，看到了有名的兰州水车，后来看到在张掖也有，蒋经国在书里也讲到这件事。他说：“张掖，有人说是塞上江南，因为那里有江南时常看到的大水车。据说这些水车是左宗棠在那里的时候，派人到四川学了5次，才装好的。”
    武威、张掖，都有“塞上江南”之称，水利条件较好，所以能用到水车，不过，用得普遍的，还是兰州，主要是用作从黄河提水的提灌工具，据统计，40年代，上溯青海贵德，下迄宁夏中卫，装有水车数百轮之多，农民受益甚多，也成为黄河一大景观。原甘肃省官钱局发行的钞票票面上，就印有兰州水车图案，至今兰州仍有“水车湾”、“水车园”等地名。现在看不到了，市区发展了，城郊耕地减少，电力提灌普及，水车都被淘汰了，如果有，恐怕也是给游人参观的。
    兰州水车，有多种叫法，有的叫“天车”，有的叫“翻车”，也有叫“灌车”的，总之，它是一种巧妙利用自然能源的提灌工具，它的形状，像一只巨大的双层车轮，并等距离斜挂长方形水斗。水车提灌用水的原理是：通过修筑于河边的引水沟的水流，冲击车轮的叶板，叶板在水流的冲击下，带动车轮缓缓转动，将河水一斗斗提升到高空，然后倾入木槽，汇集成一股源源不断溪流，用以灌溉田园。每轮水车以其大小，可灌溉百亩至数百亩不等，具有省力、省钱、易于管理的优点，受到甘肃农民的广泛欢迎。
    据专家考证，兰州水车为明代邑人段续所创立。段续是兰州段家滩人，从小生长在黄河边上，深知农民提水灌溉田地的艰难。段氏读书勤奋，于明嘉靖年间得中进士，曾到云南为官。据说，在云南期间，段氏见当地农民用筒车提江水灌溉田地，大感兴趣，当即详细研究云南筒车的构造原理，绘制图样，保存起来。晚年，段氏辞官归里，遂按图仿制，经多次试验修改，终于达到实用要求。因其经济实惠，从此风行于兰州黄河沿岸的民间。这与蒋经国的说法不同，是不是民间张冠李戴，也未可知。

作者 杨者圣

                   第五章 兰州见闻 （上）

参观兰州西北干部训练团

    作为甘肃的省会，兰州地处甘肃省中部，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当时大西北抗战后方的军事指挥中心。

    历史上最早出现甘肃这个省名，是北宋初期西夏统治河西的时期，当时设有甘肃军司，驻地在甘州。元代建立大一统帝国后，创立行省制度，元世祖设立甘肃行中书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甘肃省的行政区划。所谓甘肃，就是甘州与肃州第一个字的合成。甘州是西魏时期设置的，肃州是唐代设置的。甘州就是现在的张掖市，肃州就是现在的酒泉市。因为省境的大部分在陇山之西，所以史书上也称陇西、陇右，或简称陇。历史上甘肃的政治中心和行政中心，并不是以兰州为中心的省境，而是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地区。这个地方产生的走廊文化，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丝路文化。

    蒋经国原来以为甘肃这个地方很荒凉，很偏远，边关紫塞，烽燧狼烟，戈壁红柳，驼铃声声，一片苍凉极地的边塞感觉。到了这儿来了以后，才知道甘肃这个地方，不但在地理上处于华夏大陆的心脏，而且历史上处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到处都是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古迹，太了不起了。

蒋经国一行到了兰州，住在省政府，这是一处有名的明代文化遗产，原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14子肃王朱(木旁英字)的故邸。在肃王府的后花园里，有许多花木亭楼，花园中间还有一块碧血碑，听说是因为兵乱，肃王的妃子在这块碑上碰死的。乾隆年间，这个地方成为陕甘总督府，老百姓称为“辕门”。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的时候，也是住在这个地方。解放以后，那个地方叫红门楼。

    兰州这个地方不大，市区大约5万人左右。出了辕门，向东绕兰园一圈，或向西绕双城门一周，兰州的市容差不多一览而尽。所以蒋经国说，兰州名声很大，但看了之后，总觉得有点窄狭，有点憋气，街面脱不出一股土苍苍的味儿。

    但兰州仍不失其雄奇秀美之姿！在肃王府的后花园里，就保存着秦代长城的残垣遗迹。登上望河楼，不但可以望到皋兰山、五泉山、白塔山，还可以看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浩浩荡荡穿过铁桥东去。黄河岸边，常有驼队叮叮咚咚走过；河畔杨柳丛中，则泊着长达数丈的牛皮筏，炊烟袅袅，装载着羊毛水烟远航包头。黄河大铁桥两岸，两山对峙，黄河从中奔涌而过，而城市就在大河的两岸展开。蒋经国看得很高兴，他说，只有从望河楼上眺望市区，兰州才能尽显一副大城市的气魄，“在这里可以看到兰州地形的雄壮和伟大”。

    皋兰山在兰州市南部，蜿蜒环绕。五泉山在皋兰山北，兰州市南郊，因山中有甘露、掬月、摸子、蒙、惠等5泉而得名。黄河横穿兰州市区，河上建有铁桥，是兰州历史最久的大桥，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兰州地处高原，黄河水深流急，自古靠羊皮筏和小木船摆渡，极为不便。明代时期，先后3次在河上架过浮桥。1907年，浮桥改为铁架桥，桥长250米，宽18米，据说耗银30多万两。白塔山在黄河北岸，因山巅有白塔而得名。山上峰恋叠翠，下有玉迭、金城两关，形势险要，为古代军事要冲。山上的白塔，始建于元代，系成吉思汗为纪念西藏一个著名喇嘛所建。

    蒋经国认为兰州的山水，并没有特别的地方，所以游览的兴致不高。以五泉山来说，本来是一座很普通的山，但是因为兰州附近的山岭上都没有树木，只有五泉山上有苍翠的山林，所以，游人都到那里去玩。

    蒋经国到兰州后，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都分别作东招待了蒋经国、蒋纬国。

    在兰州期间，蒋经国参观了西北干部训练团。这个团是胡宗南办的，但团长是蒋介石，主任是朱绍良，副主任是马鸿逵、马步芳，胡宗南是教育长，负实际责任。胡宗南也不常来，由顾希平任副教育长兼办公厅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后来，胡宗南升任副主任，顾希平升任教育长，调袁杰三任副教育长兼办公厅主任。顾希平是顾祝同的弟弟，黄埔一期毕业；袁杰三是黄埔四期生。

    创办这个干部训练班，是为了统一西北人事。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从武汉西迁重庆后，陕西、甘肃成为四川的屏障，战略地位益显重要。当时，胡宗南率第17军团驻防关中，担负屏障西北的重任。胡宗南意识到甘、宁、青各省民族关系复杂，政情特殊，派系纷呈，地方势力雄厚，颇难驾驭，便就商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他们共同向蒋介石呈请成立一个干部训练机构，一以调训当地原有军政干部，逐步统一他们的思想；一以培养训练青年干部，为今后西北军政干部的补充。朱、胡的建议送上去后，蒋很重视，很快就批示了，指示成立西北干部训练团，并指示将绥远、察哈尔两省的军政干部，亦划入训练范围。这样，这个训练班在1939年就办起来了。

    西北干部训练团的规模很大。一进大间，就是“养天地正气”5个大字，是蒋介石写的，蒋经国很欣赏。蒋经国认为，这个训练班对西北政治的统一，作用很大。名义上是蒋介石担任这个训练团团长，所以蒋经国要来参观。实际上，这个训练机构的真正目的，是力图解决地方干部中的派系问题，象马鸿逵、马步芳、傅作义、邓宝珊，以及原西北军、东北军部队的干部，都是自成一系的，朱绍良、胡宗南很难指挥得动。通过举办西北干部训练团，分批调训这些派系的干部，虽不能完全解决派系问题，但可以与这些干部建立关系，掌握情况，便于日后掌控或驾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蒋介石、朱绍良，到胡宗南，对这个训练团都很重视，办得也很认真。不过，究竟效果有多大，很难说。

    兰州这个地方，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谈到“兰州印象”时说：“东边的朋友们对于西北的想象，总犯两种错误。一种是消极的态度，总觉西北是荒凉与苦寒，难宜人类生活，因此不愿到西北来。一种是过火的乐观态度，受报章杂志不真实的宣传所影响，以为西北已经开发建设成了一块崭新的地区，争先恐后的想来观光瞻仰。后者可以说中了报纸杂志的毒害，到西北以后，没有不失望回去的。四川某长途汽车公司经理，因为听说西北公路交通的发展很为迅速，特为到西北来考察，等他走过西兰公路以后，很丧气的对朋友说：‘四川的公路虽然不好，我现在也不能再说不满意的话了。’”茅盾在散文《如是我见我闻——兰州杂碎》中也说过这样的意思：“南方人一到兰州，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兰州这个地方，你不能只听传说，一定要亲自来看一看，并且要住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印象。据《元和郡县志》载：兰州“取皋兰山为名”。又据《读史方舆纪要》载：“皋兰山，州南5里，州之主山也”，隋因以山名州。《汉书·昭帝纪》说：始元六年，“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金城郡地处河湟地区，是汉代陇西郡与河西四郡的衔接地带，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也是匈奴与羌人联络的主要路径。因此，汉王朝统一河西后，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确保道路畅通，增设了金城郡。隋代，改设兰州总管府。唐初置兰州。民国初期改设兰州道，1941年7月1日设兰州市。蒋经国去的时候，兰州设市不到一年。

    兰州地处陇西黄土高原西北部，黄河中上游。市区南有皋兰山，北有九洲台，两山对峙，形成5块盆地，其中以兰州盆地最大，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仅6公里。东西狭长，成一带状。兰州本属高寒地带。只因黄河由青海东流，横断黄土高原而过，冲刷成为东西行的大谷道。河的北岸成为高原，河的南岸则成为广阔的平野，兰州城位于河南岸的平野上。冬季西北风呼呼大作，皆由黄河北岸高原扫过兰州城的上空，呼啸而去。结果，位于黄河南岸平野上的兰州城，反而不怎么感受到西北风的袭击。这就是许多人在冬季到过兰州以后，感觉兰州冬季的气温，反比平津温和的原因。

    蒋经国一行是在5月份到兰州的。兰州人的说法是，兰州无春，几场黄风刮过，就是初夏了。所以他们没有体验到兰州冬季的温和气候。

    兰州建城，对西北地区的国防建设有重要意义。汉代以后，汉族对于西北各民族的征伐或防御，多以兰州为西部边塞的支撑点。直到抗战时期，兰州仍然成为汉族在西北与回蒙藏各族交往的中心。从政治方面说，中国汉族的政治统治的“西部边疆”，仍以到兰州为限。范长江说：“北过黄河，西过洮河以后，军政权力，尽在回族手中。”

范长江的“兰州印象”

    西北各省的交通，兰州是一个总枢纽。

    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兰州是必经之地。从兰州向东北，通宁夏。从内地到青海，也要经过兰州。由青海向西南，为入藏大道。由兰州南溯洮河，可达四川。东南出汉水，以通湖北。东过六盘山，或顺渭水东下，可入陕西。

    以前，在新疆与内地交通顺畅的时候，由四川、湖北、陕西等省运往青海、新疆及内蒙西部等地的货物，络绎不绝于途。而由青海、新疆运至内地的皮羊牧畜等土产，亦异常畅达。所以，当时的兰州，可说是万商云集，客店货栈，盛极一时。

    后来，新疆事变迭起，尤其是盛世才督新之后，新疆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关系，无形停顿。至此，内地经营西北土产的商人，已不再来兰州。新疆土产，也不再到兰州交易。受海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影响，青海皮毛的出口业，也受到极大阻碍。青海经兰州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回落。兰州本以“货物过站”的关系而繁荣，亦以失去“货物过站”的利用价值而停滞。

    范长江在战地通讯中，对兰州所处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都曾作过一番深入考察。他说：兰州的经济地位，高度的衰落之后，所剩下来的，在政治上还是西北方面的中心（至少甘宁青三省）。西北本来地广人稀，工业和农业都还谈不到，支持政治军事的经济力量已远不如前，而政治军事经费的需要，却未曾减少。这一个矛盾的事实，逼迫甘肃财政走到“实际的重税政策”，甚至不得不依靠鸦片为首要的进款来源。重税的财政形态，当然加速商业的停滞和农工业的不振。而一般人民生活，自日渐趋于暗淡。

    范长江认为，一般社会经济的紧迫，逼知识分子只有向军政两界拚命的挤进（教育包括在政界内），因为这样才有大家可能的前途。但是在兰州，甘肃的知识分子，遭遇到一个特殊的难关，即是甘肃的军事政治久已脱离了甘肃本地人的掌握，政治上支配甘肃的，十之八九是来自六盘山以东的力量。因而第一、第二，乃至第三、第四等的位置，亦大半为东来的朋友们所占有。甘肃本地的朋友们的环境，可谓窄路中又逢隘道，出路更加困难。

    范长江感叹，我们在兰州各机关所遇到的办事人员，本地籍贯的朋友太少了。本来甘肃因经济的衰败，与交通的不便，已少训练近代人才的机会与力量，更加以参加政治的机会，又因为上述关系，异常不易，则训练人才的可能，亦日渐其稀微。客观的事实，逼着甘肃的朋友，走向两种倾向。在已有相当政治地位的人，只有好好的应付各方面，只求圆滑的无过，敷衍过去就算了事，并不敢大刀阔斧的“创作”，以求事业的成功。在尚无地位的朋友，往往采取恭顺的态度，希望得一点进身之阶。其能坚固团结，以集团力量，正面争自身的带路者，似尚未曾多见。

    兰州社会，薪水阶级是第一阶级，军政界的职员，尤受一般社会的崇仰，这些老爷们（社会习惯称呼阔人者），又往往吸收本地女子，配成家室。政局变化一次，老爷跑掉一批，遗留下来的太太，与时间成正比例的增多。以本地男子谋生尚感，本地女子生活自然更加艰难。

    这就是范长江当时考察兰州社会现象时得出的一般印象。

    兰州是西北有名的城市，但兰州的市容，是有名的差劲。到过兰州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街道狭窄，道路不平，城关街市全为旧式出檐铺面，汽车在街中通过的时候，极感不便。两旁的行人，来来往往虽不少，但繁华的程度，和西安比较起来，相差很多；而且经常是“无风三尺土，雨后满街泥”。

    杜重远先生在抗战初期往返新疆时，多次经过兰州，他对兰州有这样的说法：“我走了许多的时间，所看到的情形多不满意。在我没有来到兰州以前，有人说他的风景怎佳、气候怎好，到了此地以后，我倒有些失望了。也许多住几天才能得到他的真相。旅馆中旅客甚挤，我们无处住居，只得找个朋友的地方权借一宿。”杜重远的这段话，登在1938年1月3日《抗战》三日刊上。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也曾对兰州的情形不满。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南洋华侨代表返国慰问，来到兰州。陈老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兰州为甘肃首府，且为我国中心区域，商业不甚发达，街面店屋多旧式平房。最使人不满意者，即是市内各街路，既无铺石板，亦无普通石块，不过泥路而已。稍有阴雨则泞污难行，加以牛马骆驼及汽车往来，污泥厚满尺，汽车胎轮须加环缚铁链乃可开行，否则驾驶多不如意，易发生危险。”

    上面这些情形，主要讲的是兰州设市之前。到兰州设市之后，情形已有所改变。蒋经国到兰州之时，兰州正在大搞城市建设，兰州的街道，比以前大有改进了。

到兴隆山祭祀成吉思汗陵

    蒋经国在兰州期间，还到兴隆山祭奠了成陵。

    兴隆山在榆中县西南5公里处，距兰州约20公里，是兰州有名的风景区，因山上“常有白云浩渺无际”，故取名栖云山，清康熙年间取复兴之意，改名兴隆山。兴隆山与栖云峰两山对峙，兴隆山在东，栖云峰在西，两峰之间是“兴隆峡”，大峡河蜿蜒穿流。兴隆山林海松涛，山青水秀，气候宜人，向为陇古避暑胜地。抗战时期，元太祖成吉思汗灵柩内迁之后，就供奉在兴隆山太白宫，前后达10余年之久。

    成陵原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伊金霍洛是音译，蒙语“伊金”是主上，“霍洛”是园陵，“伊金霍洛”是“主上园陵”的意思。据说，成吉思汗征讨西夏，行经河套伊金霍洛，看见那里水草丰茂，气候温和，于马上回顾左右说：“我愿终老还乡。”战事结束，在回师塞上途中，大汗病故于六盘山。左右遂以素驼载灵回蒙安葬。路经伊金霍洛时，骆驼停步不前。左右忆起大汗生前话语，认为是他预示葬身地址的征兆，就在沙基上建起高台，把银棺明放台上，覆以蒙古包，以供后人瞻仰。同时，以长年随侍他出征的500名护卫者，蒙语称“达尔哈特”，作为守陵侍卫，世世代代住在那里。以薪饷和垦牧为生。他们有一套完备的组织，对盟旗不当差，不纳税，不受盟旗管辖，成了塞外的一个小型部落。“陵的地方无人知晓”，这是蒙古人在习惯上不把大汗陵寝地址到处宣扬的口头语。河套伊金霍洛又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因此数百年来世人都不知他的确实地址。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由口北的汉官从参加过成陵三月祭的蒙人口中探悉大汗陵寝的地点。

    成吉思汗的陵式与历代帝王墓不同，既没有陵封，也没有庙廊。其未移之前，只是一个复式的蒙古包。内中约可容数十人。成吉思汗灵榇是一个长方形的银棺，长约1米余，宽、高约在0.5米左右，外面镂有蔷薇花纹，用铜锁锁着。成吉思汗皇后的灵榇也安放在成陵里。

    1939年6月，为防止日军劫夺成吉思汗灵榇，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成陵的两口棺材内迁，沿途经榆林、延安、咸阳、西安，到达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安放于太白宫中供奉。

    成陵迁移时，沿途受到迎祭，仪式极为隆重。从伊克昭盟起灵时，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派出护送专使，伊盟盟长沙王、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为起灵致祭官。经过榆林时，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国民党第22军军长高双成等护陵专员，亲自护卫迎送。抵达延安时，中共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滕代远、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等人进行迎接，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移护人员。抵达西安时，陕西省主席兼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亲自担任主祭官，举行公祭活动，代表各界迎送。到达兰州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亲率各界代表，在兴隆山举行隆重的安灵礼。成陵内迁活动，是轰动西北各省的一件大事。建国后，成吉思汗灵柩迁回伊克昭盟，是蒙古民族的盛事。

    蒋经国去榆中县兴隆山的时候，正是祭祀成吉思汗的日子。按规定，成陵的祭日，每月初一日有月祭，每季有季祭，但最大的祭日为春祭，日期为农历三月二十一，称为“三月会”。届时，各地蒙古牧民不远千里而来，顶礼朝拜，虔诚热烈。蒋经国赶上的这一次祭祀，从时间上和规模上看，应该属于“三月会”。因为1942年农历的三月二十一日，按公历推算，是5月5日，这与蒋经国西北之行期间到达兰州的时间大体吻合。“三月会”是成吉思汗的大祭日，也是一个大集市。由于朝拜的人很多，商人们就利用这个祭日来做买卖。会期一般定3天到7天，赶会的商人架设帐房，列行成市，买卖交易，热闹非凡。

    祭祀成陵的仪式十分隆重。成陵在没有内迁之前，每次祭奠的时候，要先在成陵前面的广场上，立起数座大蒙古包，以车挽成吉思汗银棺于其中，挽车者为白马白驼。棺前陈设弓矢马鞍，设牲酪，燃明灯，供人参拜。同时有喇嘛在旁边诵经，司乐在旁边唱颂扬成吉思汗的歌。其中有一首，叫《中国颂》，歌词是：“你们建筑城镇，你们聚族定居，你们修治城墙，你们出产锦绣蟒缎，你们制造玉碗，你们吃的香美饭食，你们耕种稻麦，你们居住高楼，你们红中国呀！真是样样俱全。”这些歌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是研究蒙古史的珍贵资料。同时，参拜的蒙古牧民多作赛马竞技，驰骋草原，有尚武雄风。

    成陵内迁之后，祭祀的规模和气魄，没有那么大了，但仪式还是很热烈。在兴隆山太白宫里，成吉思汗的银棺安置在一个石台上，前面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排列着各种银制的祭贡，并有大大小小的明灯，大灯不分昼夜长明，小灯每在参拜人叩头时奉上。还有一座香炉，守陵人早晚在炉中烧香敬礼。银棺的右面有古式刀一把，柄长二尺，左面放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佛像。另外，规定要杀70只羊，作为祭品。

    蒙古族除了尊敬成陵之外，对成吉思汗留下的种种遗迹，也相当尊敬。据守护成陵的人介绍，在成吉思汗的遗物中，有马鞍、弓矢、战马遗蜕、火箭、革与木制的箭囊等物，他们一律称之为“圣迹”。这些遗物，有的供奉在成陵里，有的藏在伊金霍洛。而最受蒙族人尊敬的是成吉思汗生前使用的武器——长矛，他们称之为“苏律定”。据说，遗传下来的“苏律定”，一共有5支。其中大苏律定1支，小苏律定4支。每届辰年出巡一次，由专门的守护奉持出巡于伊盟各旗，有一定区域。巡行只限伊盟，不过黄河，不越长城。蒋经国一行在兴隆山看到的一支“苏律定”，是一支很长的矛，可能指的就是那支大苏律定。在那支矛上，有很多长毛，据说，这些花毛都是成吉思汗出征欧洲的时候，每逢杀死一个大将，就在他的头上扯下二三根头发，拼上去。所以，那根长矛上的毛发，各种颜色都有。

    蒋经国说：“看了成吉思汗的武器，不由的使每个人的心中，生长着悚然的恐惧和敬意！”

    按照蒙古族的习惯，成吉思汗的陵墓，是绝对不许女人去看的。蒋经国这次去成陵，同行的有一个妇女。到了兴隆山太白宫以后，他们不许她进去。那个妇女说，我不去看成吉思汗，去看他的太太总可以吧！成吉思汗皇后的银棺，也供奉在太白宫里。但是，他们还是不让她进去。蒋经国感叹地说，蒙古民族男尊女卑的意识，超过了汉民族。

    太白宫后面，还有一口太白泉，据说唐代诗人李白曾在那里做诗吃酒。那里有一幅李太白的像，画得很好。

蒋经国没有骂过斯大林
　
        熊向晖说，那当然也看人。对当官的，蒋经国不会这个样子。对青年人，对老百姓，对士兵，他很随便，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在西北地区走，看到西北老乡，不管是在路上走的，还是在地里干活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是老远就打招呼：“老乡，您好！”那亲热得很！最主要的，他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出自内心的一种表达。其实，他在苏联，长期生活在基层，与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已经很习惯了。所以，苏联时期的这一段生活，对他影响很大。一路上，他讲了许多在苏联生活的情况。这就是生活环境对性格的影响。蒋纬国的性格就与他不一样，纬国就是那种公子哥儿的味道，经国就是那种平民作风。越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他越是表现得没有一点架子，什么话都说。这种东西，装是装不出来的。
        1941年4月，蒋经国为纪念母亲，在江西赣州自行选印了旅苏13年日记，一年选用一篇，共13篇，分别冠以标题，辑成《冰天雪地》一书，也有的冠以《我在苏联的生活》的书名，仅印数百册，编号登记，分赠“党国元老和新赣南若干高级干部”，注明不得外传。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他对苏联并无不满，在许多方面甚至流露出同情和钦佩。
        在访问西北的过程中，蒋经国谈了很多他在苏联的情况，但没有骂过斯大林，也没有攻击过苏联，反而尽讲苏联的好话。
        一次，蒋经国谈到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事情。他说，莫斯科中山大学下午3时吃中饭，中饭吃完，莫斯科天已经黑暗了。饭后，学生有半小时的休息。一次，他和几个朋友走到街上去买东西。莫斯科没有大的商店，满街都是小商人的店铺。商店有的是国家开办的，也有的是商人自己开办的。他曾问一个俄国朋友：“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商人与资本家的，为什么还有私有商业的存在呢？”这位俄国朋友对蒋经国说：“革命之后，我们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一切商业工业都由国办，所有私人资本完全充公。但是在革命时期中，经济破坏非常厉害，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尽量发展国家工商业，同时允许私有资本的存在。但是调剂的权力，完全集于国家手中。这并不是永久的允许私有资本在我国内发展，不过一时将他们利用一下。将来整个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们政府自然而然的要将私有资本完全消灭。有许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我国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这是不对的，这不过是过渡时期的一个政策。”
        蒋经国说，他刚到苏联的时候，苏联的供应非常困难，苏俄人民的生活也十分艰苦；食品缺乏，不得不实行严格的凭票供应制度，往往是每人每天领一块黑面包。回来以后，切成4片，早晨吃1片，中午吃1片，晚上吃1片，第4片，预备在第二天领不到面包时，再切成4片。在严寒的冬天，有时无法得到取暖用的燃料，可是人们忍受着。他多次听人们讲1921年伏尔加沿岸的大饥荒，饿殍遍野的情景。
        可是，他们对中国留学生很优待。中山大学的生活条件，远远超过普通大学，与普通苏联人民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山大学每天开5次饭，除3餐外，中间还有两次茶点和咖啡，必要时备有夜宵。就餐的时候，每个中国学生都有一本饭票，每月发一本。每日饭票分早、中、晚3张。每人可用饭票到发饭处领饭。饭菜并无优劣之分，完全一律。早餐是面包、白脱油、香肠炒蛋。食堂里面的布置，非常美丽，除鲜花之外，壁上挂着孙总理及列宁的遗像。两旁挂着中俄文写成的两个口号：“中俄联合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曾在中山大学的前身东方大学留学的郑超麟先生回忆：他们入学的时候，除了吃饭、穿衣、住房子，都是学校供给外，“吸烟的，还有烟草可领。此外，每个月有1元5角新卢布零用钱，后来增加至3元。剪发，沐浴，洗衣，都是学校供给的，零用钱无处可用，我全用去买书，有些人则用去买巧克力糖，每个月零用钱至多买2包或3包糖罢了。”郑超麟的中国同学、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曾说，他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
        不过，郑超麟说，1923年春天，“初到时我们没有白面包，只有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我们久仰黑面包大名，现在是第一次识荆，勉强吃下去，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不通大便，一二个月后才习惯了。老同学说，这是最好的哩，他们初到时，黑面包里草料更多，菜更不好，而且每人配给一定的分量，不能吃饱。我们到的那年暑假以后，渐渐有白面包吃，第二年黑面包就绝迹了。不仅从吃的方面，而且从穿的方面，也可看出那几年苏联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第一年穿的是红军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红军的尖帽子，而且每人衣服并不一律；第二年，我们就一律穿黑呢衫裤和大衣了，虽然是很粗的呢。初到时，街上还有旧卢布，票面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用新卢布，后来就通行‘切尔沃涅兹’了，也就是苏联自1922年11月开始流通的票面10卢布的纸币。”
        这说明十月革命后几年，苏联自身还很困难。就是到蒋经国入学的那一年，苏联的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蒋经国说，他上课的教室里有个工人，是负责为教室的火炉搬运柴炭的勤杂工。一天，蒋经国发现这个勤杂工在那里看数学，就上去与他进行交谈。蒋经国以为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苦工，经过和他交谈之后，才知道他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叫依物纳夫，过去是五金工厂的工人，去年在工厂学校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科一年级，从前作工的时候，每月可领65卢布，现在读书虽然用不到钱，但是每月只可领20卢布，所以很难维持生活，因此每天在外面作数小时苦工。这是当时俄国大学生的一般情形。
        蒋经国问依物纳夫吃过早饭没有？依物纳夫从袋中拿出1个黑面包，2个洋芋艿对他说：“这就是我的早饭。”蒋经国说，我看了真是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化一个钱，在他们的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但依物纳夫却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青年，我们对你们的唯一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蒋经国说，后来他每日与依物纳夫一起谈论时事，学习俄文，他们甚至成了好朋友。
        一次，蒋经国与几个同学一起，到教授伊万诺维奇家作客，看到桌子上的饭菜远不如学生食堂里丰富。蒋经国问教教授：“为什么苏联人生活这样困难，还要帮助这么多国家，为什么苏联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去帮助别人？”
        同席的教授米罗舍夫斯基说：“一个革命党就不应该吝啬，革命者不应该当守财奴。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就像一个人在社会中一样，需要朋友。这个朋友与他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好恶，他们可以互相帮助。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更何况我们苏联了。”
　
蒋经国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蒋经国说，就在这次到教授家作客之后，他们几个同学商量，决定向校方正式提出降低生活标准，取消3次正餐之间的茶点。结果校方同意了中国学员的要求。这件事，使中国学生的威望大振。
蒋经国讲到苏联在非常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勇敢地对待困难，建设得很好，对工人的医疗、休养都非常注意。蒋经国说，1926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中山大学管委会决定全体学生都要到休养所休养一个月。苏联各城市附近及风景区内都设有休养所与疗养院，提供给劳动者锻炼身体治病养心，苏联人民称之为制造健康的工厂。他说，在离开莫斯科7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塔拉所夫基的地方，建有一个莫斯科休养所，蒋经国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来这里休养。他们先从莫斯科乘火车到塔拉所夫基车站，下车后再步行5公里，到休养所。
        他们来到莫斯科休养所的时候，看见大门口挂着一个标语：“欢迎我们的朋友——中国革命青年！”他们走进休养所，看见一大队的男女，在那里排着队向他们敬礼，原来他们是休养所内养病的劳动者。蒋经国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真是热情友好！他们到了休养后，先是安排吃点心，然后安排到医院检查身体。一个老医生检查了蒋经国的身体，很和气地对他说：“你的身体还好，不过现在应当少看书，多作运动，水、日光、空气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希望你多和它们作朋友。”然后，医生给了他一张纸条，证明他没有任何疾病。拿着这张纸条，就可以领得床位、饭票、衬衣、运动衣等物。每人应用的物品，一切都由休养所发给。领好了生活物品，再由休养所的职员领他们去参观休养所的环境。
        蒋经国说，休养所共有22所房屋。大多数都是在松林中，在十月革命以前，都是莫斯科资本家大商人的避暑地。十月革命后，都收归国有了，给劳动者享福。休养所的每所房屋前，都有小花园。蒋经国说，他曾问休养所的职员：“休养所中的房间有无不同之处？”职员说：“因为房屋是旧的，倘使比较起来，一定有好坏之别。”蒋经国又问：“什么人可以住好房间？”这个职员说：“一到我们休养所内，无论你的职位如何，人人都是一律平等的，我们的房间是按次分配，谁先到就谁先领到好房间！”蒋经国以很赞许和羡慕的口气说，你看，这才是真正的阶级平等。
        参观完毕，大家到饭堂吃午饭。每人有固定的坐位，每桌12人，并推举其中一个人当桌长。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许有声音。饭堂中有值日医生维持秩序。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必须要经过桌长，才可报告值日医生。蒋经国说，开始有的中国学生不习惯，但慢慢的成为习惯了。而休养所的饭菜质量，要比中山大学好多了。
        下午4点钟，大家到俱乐部大礼堂集合，听休养所主任报告休养所的规则。休养所主任介绍：这一天在休养所休养的人员，一共是832人，其中584个是工人，58个农民，43个职员，147个学生。主任说：“劳动者在我们国家内是主人。一个人劳动之后，为了要继续劳动，一定要有休息的时候来恢复体力。所以依照我国的法律，每个劳动者，每星期可休息一日，每年得休息两星期或一个月。”休养所的作息时间是：6时半起身，7时早操，8时早饭，9时至11时游戏，12时午饭，下午1时至3时午睡，3时点心，4时至6时体育，7时晚餐，8时至10时游艺，11时睡觉……
        蒋经国说，他到图书馆去借书，在图书馆遇到一位年老的工人，52岁了，是来自烟草工厂。这位烟草工人问蒋经国对休养的感想；蒋经国说：“很好！”烟草工人对他说：“革命以前，我是一个工人，每日要作11小时工，所得的工资不能养活自己。我的第二个儿子因为没有医药费病死了。现在我每天只作工8小时，将来每日工作时间将减到7小时。工人治病都是免费的。到年老不能工作的时候，可以不作工而领国家的津贴。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养。今年我们的工会替我出钱，送我到这里来休养。”
        蒋经国说，他在休养所参加集体游戏的时候，俄国人开始对他们很客气，后来互相熟识之后，就把他们完全当成自己人一样。“他们这种天下主义的精神，不把人类分色分族而完全平等的态度看待，实在使人敬佩，尤其是我们到处受人家欺侮的中国人更深深感佩。”他说，俄国人当中有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非常高兴地在运动场中作游戏，与大家共同嘻笑。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这个人是莫斯科省苏维埃的副主席。他听了之后，感到十分奇怪，认为这样大的官长竟会来和普通平民共作游戏。俄国人说：“我们在办事的时候，官长与部下是分得非常清明的，但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留学“中大”的国共名人
　
        蒋经国说，他15岁赴苏联留学，当时年纪很小，那个时候想问题很简单，也没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到苏联以后，先是上学，后来当兵，再后来下乡。蒋经国说，下乡的时候，真是苦的很。下乡以后，到工厂做工。留苏13年，他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生活过，各种苦都吃过，酸甜苦辣都有。
        他说他刚开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对于前途，对于革命，充满了想象，充满了激情。那个时候，也不是他一个人是这样，几乎所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带着这样的理想去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不是一所普通的以学习文化为主的学校，而是一种类似党校的教育机构，也是一所专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留学生学校。它的前身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十月革命后，为了实现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立世界苏维埃的目标，苏俄和共产国际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派遣共产国际代表到一些国家去宣传苏式革命；在欧洲和苏俄建立了一些机构如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远东书记处等等，以促进那里的苏维埃革命。在苏俄设立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是这个推进世界革命整体战略的一个部分。
        1921年4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创办，最初的教育对象，是旧俄帝国境内高加索、西伯利亚一带少数民族的劳动者，正如当时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育对象，是旧俄帝国西境立陶宛、列多尼亚诸民族的劳动者一样。旧俄帝国境外的东方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国学生，在里面只占据少数。当时中国的许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如杨尚昆、柯庆施等，就是在1921年春天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第一批中国学员。
        据郑超麟先生回忆，1923年春，他与熊雄、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12位中国学生进入东大时，当时东大尚有30几个中国学生，其中有任弼时、蒋光赤等。
        东大的课程设置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自然科学、语言学等。语言课主要是学习俄语，第二外语选修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历史课包括俄国共产党史、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哲学主要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就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以及军事学等。中山大学设置的课程，大都是为宣传和推进世界革命作准备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从这时候兴起的。因此，有人把这些学校称为革命干部的摇篮，它为各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中山大学一天的课程是8小时，其余的时间开会，讨论问题做结论。学校规定叫做“行动学习”，包括以下4种形式：1、自我批评：各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等方面彻底予以坦白交代，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细胞；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节，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4、参加工作，包括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中山大学通过这些办法，使中国学生的思想受到严密的控制。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共产国际决定用孙中山的名字为这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命名，全称是“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也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一般简称中山大学，俄文缩写为KYTK。学制两年，分设正规班、特别班、预备班等，根据学员的不同水平因人施教。共产国际及苏联政府并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选派中国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消息公布后，报名的人很多，仅广东一个地方，就达1000多人。后来实际录取了340名，其中有30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都是国民党南方政府要员的子弟，蒋经国就是其中之一，另有谷正纲、谷正鼎、康泽、卜道明、傅学文、皮以书、冯洪国、冯弗能、廖承志、陈复、于秀芝、邵子纲、李宗侗、屈武等人。同时，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乌兰夫、杨尚昆、徐特立、吴玉章、左权、何叔衡、伍修权、丁玲、沈泽民、张琴秋等中共的名人，也都先后在该校学习。
        这些人中，谷正纲、谷正鼎与谷正伦，是弟兄三个，后来都曾当到国民党部长级高官，是国民党内有名的“三谷”，谷正伦是南京政府最早的宪兵司令、有“宪兵之父”的说法。孙中山北伐的时候，他就是大本营直辖军总司令。蒋经国访问西北的时候，谷正伦在甘肃当省主席，谷正纲在中央当社会部长，谷正鼎担任西安办公厅副主任，后来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六大的时候，他们兄弟三个一起当选为中央执委，所谓“一门三中委”，一时轰传天下。
        康泽是有名的复兴社特务头子，抗战时期担任三青团组织处代处长，处长是胡宗南，所以他与胡宗南联系很频繁。
        傅学文是劭力子的夫人，皮以书是谷正鼎的夫人，冯洪国是冯玉祥的儿子，冯弗能是冯玉祥的女儿，廖承志是廖仲恺的儿子，陈复是陈树人的儿子，于秀芝是于右任的女儿，屈武是于右任的女婿，叶南是叶楚伧的儿子，李宗侗是李宗仁的弟弟，邵子纲是邵力子的儿子。这些人都是高干子弟。
蒋经国在赣南执政，身边集聚了一批留俄派，但并没有这些高干子女。蒋经国崇尚平民作风，不大喜欢与这些人搞到一起。他说，当时他的团小组长是邓希贤。邓希贤就是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不是从国内到苏联的，是第二年从法国转过来的。
        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内幕，即有一段时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实行的是由苏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双重领导。这是苏联方面先提出的，由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通过胡汉民致电广州南方政府。当时胡汉民在莫斯科，这是1926年4月初的事情。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接受拉狄克的提议，并通知拉狄克。为参与共同管理中山大学，国民党中央并派劭力子任常驻代表，在中山大学负责监察，同时担任中山大学理事会的成员。这是发生在国共合作时期的一段内幕。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中苏关系也走入低潮，当初发出提议的拉狄克，后来也因托派嫌疑而遭斯大林整肃，所谓国民党中央与苏共中央“共管论”，没有人再提起了。不过，即使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也未能真正参与中山大学的共同管理，中山大学的真正管理者，仍然是苏共中央。而中山大学内部政治控制严密，正是当时苏共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蒋经国进入中山大学后，为此大吃苦头，这是中山大学留给他的一笔政治遗产。蒋经国晚年能在政治上采取一些开明的措施，应该说与这段时间心理上所受的压抑有关系。
        蒋经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是在1925年10月。他这一批22位同学，从广州乘轮船，先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苏联轮船到海参崴。蒋经国说，当时乘的是一艘小货轮，设备简陋，通风不好。船小，风浪又大，船摇晃得很厉害，很多同学都吐了，大家除了吃一点水果外，什么都不能吃，十分艰难。但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认为这是走向革命征途的开始，在革命的道路上，和在大海里航行一样，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风浪，只要我们掌正航向，同心协力，就能够到达目的地。
        就这样到了海参崴。海参崴是中国名字，原先是中国领土，咸丰皇帝手上被帝俄割去，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过中国人还是习惯叫海参崴。海参崴是苏联的一个重要军港，华人很多，华人的风俗也很浓。蒋经国说，华人聚居在一个区域，区域内有两个京剧舞台，几家菜馆，几处浴室，商店则不可胜计。进了那个区域，完全同到了中国一般，以外的街道则保留着俄国风。海参崴距莫斯科7400公里，有西伯利亚铁路连接，正好是西兰公路里程的10倍，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蒋经国说，他们在海参崴停了几天，就开始乘火车去莫斯科。当时的火车，缺少燃料，以木柴为动力，走起来很慢。火车绕着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国境线外侧，走了3天，才到达赤塔。赤塔是西伯利亚东部的一个重要城市，当时横贯中国东三省的一条有名的铁路，叫中东铁路，就在这儿接轨。赤塔已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北边，气候已经寒冷。从赤塔向西，可以远远地望见贝加尔湖，水天一色，据说这儿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继续西行，就是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次克，是一个工业重地。
        蒋经国说，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一共走了半个多月。车上没有暖气，没有餐车，也没有热水供应，都要到站时才能供饭供水，所以是逢站必停，条件很艰苦。再加上蒋经国他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深秋，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已经是寒冬了。车行西伯利亚，窗外终日大雪纷飞，车内大家也冻得哆嗦不已。许多中国青年都是从南方来的，对西伯利亚的严寒很不适应。但当时中国青年的革命热情很高，大家在车厢里唱歌，说故事，以歌声和笑声，驱走漫长旅途中的寂寞和严寒，终于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座落在莫斯科西岸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4层楼的“回”字形楼房，中间的院子是天井，也是篮球场。全楼总共有100个房间，餐厅在一楼，图书馆、教室、学习室、办公室分设在二、三、四楼。图书馆很好，有近万册图书。楼房大门前是个大花园，花园中有一条林荫小道。花园对面是著名的皇家大教堂和彼得大帝的铜像。铜像和镀金的教堂双顶，在阳光和白雪的映照下，金碧辉煌，蔚为壮观。教堂的西边是莫斯科河，河里结着厚厚的冰，像一条银带镶嵌在教堂边。教堂前有一个宽阔的广场，中山大学的学生每天上午8时在这里做晨操。
        蒋经国说，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两年中山大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蒋经国赞叹左宗棠与“左公柳”

        沿着西兰公路西行，沿途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柳树，现在老百姓都还叫它是“左公柳”，也就是清代名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命令士兵沿着渭南到新疆的驿道两旁，夹道种柳。几年内，拱把之树，连绵数千里。

        从陕西的长武到甘肃平凉，124公里，道路非常宽阔，最阔的地方，有50米宽。而沿途两旁，都是粗大的杨柳。车子行进其间，想到当年左宗棠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3000多里的大路两旁，都是这么大的杨柳，的确有一种对左宗棠肃然起敬的感觉。蒋经国感叹地说：“人行其间，只有感觉到伟大、伟大与伟大。”

        蒋经国在书里说：“左宗棠自己作了一首诗：‘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未因春风渡玉关。”其实这首诗不是左宗棠写的，是左宗棠的朋友杨昌浚写的。关于本诗的诗题，说法颇多，一说是《左公柳》，一说是《赠左帅》。但原诗载于清人《河海昆仑录》，原题则是《恭颂左公西行甘棠》，也许这个诗题太拗口，不易于记，所以反不被人提了。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杨昌浚这个人，也是湖南湘阴人，秀才出身，与左宗棠为布衣交，感情很好。后来杨氏辅佐湘军戎幕，因得左宗棠不次超拔，得任陕甘总督。旋于浙江巡抚任内，以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去职，后仍由左宗棠屡荐，以四品顶戴帮办甘肃、新疆军务，曾著有《平定关陇纪略》等。杨在陕甘任内事迹不显，《清史稿》中无传，独具以《恭颂左公西行甘棠》命题七绝一首，脍炙人口，迄今不衰。诗中所讲“大将”，即指左宗棠；“筹边”，即指筹办边疆军务；“湖湘子弟”，因左宗棠部下将士多为湖南子弟兵，故称；所谓“春风度玉关”，唐人王之涣《凉州词》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

        蒋经国对左宗棠很欣赏，对这首诗也很喜欢，但他对诗的出处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也可能他当时手头的资料有误，所以把杨昌浚当成左宗棠了。蒋经国在引用时，文字上也有一些不同。实际上，这是光绪五年，杨昌浚应左宗棠之约西行，沿途见杨柳夹道，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诗。由于杨氏对左氏及湖湘子弟的甘苦与抱负所知最为深切，所以才能写出这首既十分亲切、亦觉清新，更不失豪迈的歌功诗。

        离开平凉之后，走到一个地方，叫“三关口”。据说，这就是北宋名将杨延昭把守的著名关口。杨延昭就是杨家将中的杨六郎。“三关口”形势险要，只有匹马可走。走的过程中，看看前面没有路了，但是，转一个弯，又可以看到蔚蓝的天，湍急的水，夹道的桃花，飞溅的瀑布，这就像陆游的诗中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山脚下，还有一个六郎庙，可见杨六郎受当地民众的爱戴。

        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京剧里取材《杨家将》的剧目很多，像《金沙滩》、《李陵碑》、《审潘洪》、《杨排风》、《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破洪州》、《三岔口》、《洪羊洞》等，都是很有名的剧目。有宋一代，十分积弱，备受外侮，所以出了很多民族英雄，从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到精忠报国的岳家军，都是出在那个时代。而在汉唐时代，涌现的都是开疆拓边的大将军，像卫青、霍去病、李广、哥舒翰等，都是汉唐时代捍卫边疆的代表性人物。可见，所有的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

        过了三关口，经崆峒山北麓，就到六盘山了。从平凉到六盘山一带，是中国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一个地区。古代著名的军事要隘安国堡、萧关等，都在这一带地方。

        安国堡是汉代城堡，位于崆峒山北麓，扼甘宁交通要冲。崆峒山在平凉城西20公里处，是六盘山向东南延伸的一支，海拔2100多米，山势险峻，怪石遍布，松柏参天，自古是“山川雄秀甲于关塞”的名山。秦汉之际，崆峒山位于边陲，在国防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秦始皇即位第二年就到崆峒山巡游，汉武帝曾多次登崆峒山巡视。从魏晋到唐宋，汉族与少数民族多次在此鏖战，平凉一带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附近修筑的关塞城堡，除安国堡外，还有木夹关、石门关、马岩关、制胜关、木青关、六盘关等关隘，即历史上有名的“七关”。金代以前，六盘山道未开，崆峒山前峡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者之一，至今仍遗存有名胜古迹40多处。

萧关在六盘山北麓，宁夏固原县南30里铺附近，为汉代著名关隘，也是汉唐时代关中通往塞外的交通要道，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塞下曲》，就是写萧关的繁忙景象的：“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

        唐安史之乱后，萧关没入吐蕃，惨遭毁废，从此销声匿迹，不为世人关注。萧关地处西北交通要冲，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路，而且控制着几条古道出入的咽喉。由此南下，穿过弹筝峡，经平凉可趋长安；向东沿茹河河谷可去古城、彭阳；向西越过陇山可达天水、兰州。为“锁钥陇东”、“襟带西凉”的战略要地。

        六盘山，又名陇山，在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即陇中高原东部边缘，长约240公里；宽30—60公里。六盘山虽不太高，但山势雄伟陡峭，登山顶须经六重盘旋，故名六盘山。山脉走向与季风近似垂直，降水较多，为黄土高原中的“湿岛”，许多河流从此发源，呈辐射状分流。山上万木参天，郁郁葱葱，酷似黄土海洋中的“绿色岩岛”。东南麓有老龙潭胜迹，为泾河源地之一。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西攻西夏时，曾在山上避暑。结果在灭夏前夕，病死在六盘山下的清水县行宫里。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北上途中，击败了国民党4个骑兵团的堵截，登上六盘山，毛泽东豪情勃发，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一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词中“不到长城非好汉”一句，早已是万口传诵。今日北京八达岭长城一带，每日长城游客成千上万，其中有不少人就是冲着“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名词来的。甚至许多外国元首在登上八达岭长城后，也要以到过长城的“好汉”自许。但毛泽东讲的长城，是陇东一带的长城，并非是北京八达岭的长城。

华家岭上

        当时，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进入甘、陕、川，沿途设立食宿站，全部由中国旅行社负责管理。中旅社在西兰公路线上设有邠县、平凉、华家岭和兰州4处招待所；在川陕公路线上设有宝鸡、庙台子、褒城、汉中、广元等5处招待所；在宝（鸡）天（水）线上设有天水招待所，加上西安西京招待所、临潼华清池管理处、兰州西北大厦、兰州恩危斋招待所、迪化南花园招待所等，组成了中国旅行社在西北的服务网络。

        华家岭招待所地处六盘山高处，建所之前，客车向晚抵此，只能露天停车，让旅客于车中过夜。由于气候多变，风雪之夜，所受困苦，自不待言。据说，西北公路局修建该所时，曾动用80辆卡车，自兰州、平凉运送建筑器材。建成之后，在招待所服务的中旅职工，自己喂养毛驴，每天骑驴到数十里外购办餐料；他们自己理发，自己喂猪。有时大雪封山，兰州、西安两地来车中断，就会发生粮食危机，这时就将有限的存粮，首先供应旅客，自己则喝薄粥度日。茅盾曾说：“凡是在西北公路上旅行过的人们，应该不忘记在高山荒野的华家岭上，有这样一群无名英雄直接与旅客服务，间接为抗战效力，在四时如冬，在寂寞荒凉的环境里坚守着他们的岗位。”

        抗战时期，在这条公路上，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货车、军车，还有更多的胶皮轮骡马大车。胶皮轮大车，就是将汽车的废胎，装在旧式大车上，三匹牲口拉，牲口有骡有马，也有骡马杂用，甚至两骡夹一牛。如果是旧式的木轮大车，就不许在公路上行走，这是为保护路面，许多地方都贴有布告。

        蒋经国等人一路上看到，西兰公路上的胶皮轮大车要比汽车多，为什么？因为缺汽油啊！汽油一缺就贵，甚至有钱也买不到。茅盾曾经对当时西兰公路上从事胶皮轮大车运输的车夫，与用汽车进行运输的司机，进行了一次成本比较，结果发现前者要便宜很多。茅盾说：“今天西北，汽油真好比血，有钱没买处；走了门路买到的话，六七十元一加仑。胶皮轮的骡马大车于是成为公路上的骄子。米、麦粉、布匹、盐…… 以及其他日用品，都赖它们转运。据说这样的胶皮轮大车，现在也得2000多块钱一乘，光是对旧轮胎就去了八九百。公路上来回一趟，起码得一个月工夫，光是牲口的饲料，每头每天也得1块钱。如果依照迪化一般副官勤务们的‘逻辑’，5骑马拉的大车，载重就是5000斤；那么，兰西公路上的骡马大车就该载重3000斤了。3乘大车就等于1辆载货汽车了。牲口的饲料若以来回一趟300元计算，再加车夫的食宿薪工约计700元，差不多花了1000元，就可以把3吨货物在兰西公路上来回运这么一趟，这比汽车实在便宜了6倍之多。”

        茅盾说，但是汽车夫却不大欢喜这些骡马大车，为的它们常常梗阻了道路，尤其是在翻过那高峻的六盘山的时候。要是在弯路上顶头碰到这么一长串的骡马大车，委实是伤脑筋的事。也许因为大多数的骡马是刚从田间来的‘土包子’，它们见了汽车就惊骇，很费了手脚才能控制。

        茅盾说得是对的。当时西兰公路上就是这个情形，不能不用胶皮轮大车，因为没有那么多汽车，更没有那么多汽油。抗战时期，后方的许多军用民用物资，都是通过胶皮轮大车运输的，这些大车，功不可没！

        西兰公路最难走的一段，就是上六盘山，过华家岭。六盘山上山道，有25公里。蒋经国等人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下起大雪。过了六盘山，才能够看到真正的西北，极目远望，只见一片荒凉，沿路只能看到几幢残破的房屋，差不多走一二里路，才能看到有几户家人家。六盘山非常险峻，但是过六盘山上华家岭的时候，更要难走。华家岭比六盘山还要高，公路亦非常险要。所以，有许多旅客，乘车过华家岭的时候，都要把眼睛蒙起来，不敢观望。

        其实，六盘山的道路尽管险峻，但抗战以来，经过西北公路局多次整修，已经比过去好走多了。路基比过去好了，全段路都铺了碎石。就是让旅客望而生畏的华家岭，路面也还算平整，盘道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弯弯曲曲。有坡，但坡大多不在弯道上，也不特别陡。路基虽是黄土，但还算结实。如果是风和日丽的好天，上六盘山，过华家岭，并不难，难的是如果遇上雨雪天，上六盘山，过华家岭，就相当麻烦了。尤其是华家岭的天气，是有名的恶劣。

        华家岭是陇中高原上的一条山岗，海拔2500多米左右，在西安或兰州穿夹衣，在华家岭就得穿棉衣。6、7月份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就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雨或下雪后，黄土作基的公路，不是出现泞滑，就是出现“陷槽”现象，使汽车陷入进亦难、退亦难的两难境地，车辆和旅客孤悬半山，气候又十分严寒，情形相当危险。

        这一次，车子走到半山腰，天也正下着大雪，但毕竟是5月份了，雪已经没有冬天那么大，车子可以照常开。到华家岭的时候，在山顶上甚至看到了两只喜鹊。喜鹊在南方，是一种吉祥或报喜的象征，很惹人喜欢。蒋经国看到有两只喜鹊，在那里迎接他们，精神为之一振，说在这落漠荒凉的地方，能够看到两只喜鹊，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蒋经国一行的车子开进华家岭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虽然办在华家岭，但由于是由中国旅行社管理，所以条件很好，服务也很好，蒋经国对这个单位很相信，印象也很好，就在这儿住下了。这一晚，他们住在华家岭招待所里。外面整晚都刮着大风雪。华家岭的风雪，真是名不虚传。

        许多人都以为中国旅行社是一家解放以后才成立的“国企”；对中旅的创立过程，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一段历史，所知甚少。其实，中旅的牌子很老，并不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前就有，而且名头很大。中旅的前身，是上海银行旅行部，二十年代初期就有了。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有名的上海财阀，很有经营眼光和管理才干。当时，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外商旅行机构，而且只做西侨业务，对中国旅客很藐视。陈光甫有一次亲身受了刺激，决心筹划成立一家中资旅行机构，以中国旅客为服务对象，宗旨是阐扬名胜、服务行旅。因此，中旅是国内成立最早的中资旅行机构。后来，为了加快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上海银行旅行部改组为中国旅行社，与上海银行分立，但大股东还是上海银行。从30年代开始，到抗战爆发之前，中国旅行社进入快速扩张时期，旅行代理机构遍及全国及东南亚、欧美地区，并在全国许多大都会及名山胜地，都建有饭店，像有名的西安西京饭店，就是30年代初开办的。在蒋经国的老家溪口雪窦山，中旅也建有一个招待所，西安事变以后，由南京军事委员会包租，被戴笠用来囚禁张学良将军，蒋经国对这件事很熟悉。

        从中旅成立，到抗战前夕，中旅在国内有分支社近40处，招待所17处。那个时候，在国内旅行，一般都是由中旅代理，吃住也都由中旅系统的招待所、饭店提供，卫生条件和服务，都很好。包括胡宗南、蒋经国等人在国内旅行，都要先选择中旅系统的机构吃饭住宿。中旅的牌子大，质量也有保障。像西京招待所，就是张学良用来专门招待国民党大官的地方，在西北地区是第一流的水准。抗战时期，中旅的业务，不单纯是“阐扬名胜，服务行旅”，也成为一家为抗日群众解决行路难、为抗战物资提供运输便利的特殊商业机构，像华家岭招待所就是这样办起来的，陈光甫这个人很有爱国心，也很会办事，对中国旅游事业、对抗战事业，都有贡献，不能把这些人都忘了。

        前面说过，抗战以后，苏联援助中国，两国订有条约。当时，苏联的援华物资都是通过新疆到兰州，再从兰州走西兰公路内运。因此，在西兰公路上，有很多苏联兵站，用作接待转运人员。在六盘山华家岭招待所附近，就有个苏联兵站。

        在华家岭休息时，蒋经国带着熊向晖去苏联兵站。在兵站门口，有苏联大兵站岗。蒋经国就用俄语讲，讲得非常急。对方哇里哇啦地向里面报告，一会儿又哇里哇啦地告诉蒋经国什么。蒋经国就翻译给熊向晖听，说他们已经报告了兵站的主管上校，上校听说蒋先生来了很高兴，马上就要出来，亲自迎接。

        然后，一个苏军上校来了，态度很热情，把蒋经国、熊向晖迎进兵站，到他的客厅坐下来。接着，蒋经国和上校之间，又是一番交谈。弄了半天，熊才知道，他是找苏军医生给熊看病。原来，在洛阳的时候，熊向晖在外面理了一次发，由于工具不干净，致使他头上感染了黄水疮。他之所以不想陪蒋经国西行，也因为这毛病搞得他很不舒服。由于蒋经国得坚持，他不得不再次上路，可是黄水疮的毛病却一直不见好。到了华家岭，蒋经国便去找苏联军医。他对熊向晖说，这里有军医给你看病，年轻的苏联医生。

        年轻的苏联医生看了以后，对熊向晖说：你的头发要剪光。他那里就有理发人员，马上叫出来，给熊理发。之后，苏联医生用一种白粉药，贴上，又抽了20CC静脉血，注射到臀部。苏联医生说，总共要抽3次血，1天1次，就可以治好。蒋经国翻译说，这叫“自血疗法”，抽自己的血，治疗自己。

        苏联医生给熊向晖看完之后，蒋经国就说：你看，苏联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这么漂亮，这么英武。

西北地区财富的标志

        蒋经国一行在华家岭住了两夜。

        头一夜住宿后，第二天，蒋经国带熊向晖再到苏联兵站，又打一针。第三天，又打一针。然后才走。所以住两夜，就是为熊向晖治病。

        这个时候，双方几乎已经无话不谈了。熊告诉蒋，在西北这个地方，财富的标志，不是以钱的多少计算，而以水的多少来衡量。因为西北缺水啊！尤其是陇东那个地方，打一口井，要几十丈深，才能见水。几十丈的深井，需要很大的资本，没有钱不行。老百姓用水，主要靠冬天的雪，用缸把冬雪储存起来。夏天的雨水，也用大缸储存起来。光用大缸储存还不行，还要用窑洞储存。当时，老百姓打一口窑，要用70元钱。穷人没有钱打窑洞，也没有那么多大缸储存，冬天的雪水，和夏天的雨水用完了，怎么办呢？穷人就向财主借贷，但利息很高。于是，穷人愈穷，富人愈富。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加入过共产党，理论上很有一套。听到这种情况，蒋经国就说，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生产力发达，财富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将来到了大同世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更发达。譬如，现在如果在长江边上，他不会储存水。在长江边上，谁会把水储起来？只有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才会储存水。缺水的地方，才会这样。将来大同世界，财富就像长江水一样，你用不着储存。

        蒋经国在书里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说囤积居奇， 但是因为地方的不同，囤积的东西亦各异。在华家岭一带，因为终年很少下雨，每年需要的水，全靠冬天积雪溶下来的雪水。所以在那里，问人家的财富，不问有多少钱，而问有几缸水，而囤积居奇的人所囤的东西，也就是水，冬天囤着，夏天高价出卖。”

        蒋经国说话嗓子有点嘶哑，但他有他吸引人的地方。他能让人很快就熟悉他，也愿意跟人接近。他做群众工作，确是很有一套。而且，由于熊向晖跟蒋纬国交往已经差不多一年多了，他对熊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蒋同熊聊天，问他在清华大学，搞学生运动的时候，看不看苏联的小说啊？熊说，过去看过《战争与和平》、《钦差大臣》等等。蒋说，苏联的小说，很好看的。熊说，看过《静静的顿河》。他说，还有呢？熊说，还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他说，哎，对了！他又问熊，你们唱不唱苏联的歌曲啊？熊说，也不算苏联的歌曲，唱《伏尔加河船夫曲》。蒋说，这样，晚上休息，我们唱，你用中文唱，我用俄文唱。结果，他们晚上就唱了《伏尔加河船夫曲》，蒋经国用俄文，熊向晖用中文。他们唱得都很开心。

        有一篇回忆蒋经国的文章，叫《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作者叫薛汕，也是一位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至1939年，蒋经国在江西任赣南行署专员时，他曾化名雷宁，在江西青年服务团、赣州抗战后援会从事宣传、组训工作，与蒋经国有过接触和交往。薛汕在《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中，回忆了他与蒋经国见面并接触过的几件事，写得很有意思，与熊向晖的回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薛汕说，“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风卷云涌的1925年—1927年大革命，已经失败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父亲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在许多年轻人的心目中，最早的蒋经国，就是这个样子。

        蒋经国从苏联返国之后，薛汕说，“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这不免有点费解；怎么不先回到党的怀抱里？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侧。然后，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以观后效。这个说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测。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相，他又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薛汕说：“一般的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橐橐响，总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赛马场中的骑士。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

带了一个班的武装警卫西行

        回到西安以后，蒋经国还要西行甘、青等省。熊向晖因为身体不适，本不想继续陪同，但是，蒋经国跟胡宗南讲，一定要他陪，别人不要。他不要别人，胡宗南也没有办法，只得对熊说，那还是你去吧！

        就这样，他们从西安，乘1辆小汽车，带1辆大卡车，1个班的武装警卫，16个人，配了1挺轻机枪，其他都是手枪。这是因为西北地区的情况不一样，特别是从兰州向西，进入河西走廊，许多地方都很荒凉，地方政治情况、社会情况，都很复杂。

        离开西安向西行，第一站就到咸阳。从西安到咸阳的公路两边，夹道都是盛开的桃花。这一点对蒋经国印象很深，说，哎呀！真是车在花中走，人在花中行。蒋经国还说，关中的桃花，感觉颜色特别红。不像南方的桃花，大都是白色中带一点淡淡的粉红色，他以为这是北方雨水少的原因。

        咸阳也是古都。咸阳为什么叫咸阳，过去说它在九宗山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阳，所以称为咸阳。咸阳的最大特色，就是埋在地下的皇帝多，像汉高祖的长陵、汉景帝的阳陵、汉武帝的茂陵等，都在咸阳。实际上，西汉11陵，除汉文帝的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外，其他西汉帝王陵墓，大多与皇后一起，成对排列葬于渭水岸的咸阳塬上。不但汉陵集中在那个地方，像周代的文王陵、武王陵、周公陵、成王陵、康王陵等，也都在咸阳。到咸阳旅游，最有意思就是陵墓，随便看见一个墓，一打听，墓主人都是名震千古的大人物；但最没有意思的也是陵墓，千里迢迢跑过来一看，就是一个大土堆，什么也看不到。

        其实，看帝王陵墓，也不仅仅是一个土堆。其中也有中国帝陵文化和殡葬文化。前面说过，唐代的陵墓，大都是以真山为陵，气魄宏大；而汉陵，是以土塬为坟，人工筑成的方尖锥形大土坟，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冲刷侵蚀，仍然是气势犹存，可见当年工程十分浩大。

        像汉武帝的茂陵，是西汉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长安志》中说：“汉诸陵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执政54年，茂陵就修了53年。结果，到武帝死时，茂陵内的陪葬品多得放不进去。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开茂陵的羡门，成千上万的起义军士兵搬取陵内的陪葬品，搬了几十天，但“陵中物不能减半”，可以想见茂陵陪葬品之多。中国历代后妃陵中封土最大的是吕后陵。吕后陵在高祖长陵东南200米，陵高虽然只有32米，不及茂陵多了，但是因为建在渭水北岸的高原边缘，远望如同山丘，显得异常雄伟。汉高祖的长陵与吕后陵东西并列在渭水北岸，隔着渭河，与长安城遥相对峙，南北相距10余公里。若是晴天丽日，站在未央宫前殿遗址的高台上，长陵与吕后陵清晰可见，其气势不难想见。

        过咸阳之后，沿着西兰公路继续西行，先后经礼泉县、乾县、永寿县、彬县，最后进入长武县，从长武县出省，就进入甘肃省境的平凉地区了。

抗战时期的西兰公路

        西兰公路即指西安至兰州的公路，自西安出发，经咸阳，至长武，出陕西，进入甘肃泾川、平凉，穿过宁夏南部隆德地区，进入甘肃静宁、定西，至兰州，全长700多公里。这是联系陕西、甘肃的主要干线，现在也称312国道。这条公路，在19世纪时期，是左宗棠用兵工筑成的一条驿道。 1927年间，陕甘两省军运频繁，西北军又紧急修筑为公路，试通汽车。1931年陕甘大旱，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改善了一些危险坡道，加建桥涵，终因经费所限，加以承担修建工程的工程司，缺乏山区筑路的经验，定线及施工都欠合适，1933年夏秋之交山洪暴发，沿线路基桥涵毁损过半，交通因之中断。实际上只是一条大车道。

        1933年9月，刚从财政部长任上下来的宋子文唱着“开发西北”的高调，带领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副处长赵祖康等各部门负责人，乘飞机到陕西、甘肃、青海作“视察旅行”。飞抵西安后，宋子文等人继续飞往兰州、西宁视察，指令赵祖康与国联公路专家奥京斯基从西安改坐小汽车出发，沿着西兰公路，一路踏勘，认为西兰公路年久失修，汽车行驶过程中颠簸倾倒，屡遇危险，急需重建。加之沿途赤地千里，农村凋零荒凉，男女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真是惨不忍睹。

        赵祖康是中国著名的公司建设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曾经留学美国，对西北民困，颇有同情心理，所以极力推动西兰公路建设，获得宋子文同意。

        1934年4、5月间，赵祖康受命再度前往西兰公路查勘，除将路线勘定外，对施工计划也作了部署。第一期紧急工程，以两个月时间，使全线能临时通车，包括大佛寺、六盘山等处的石方，三关口的护桥，以及红土窑与接驾嘴两处之间的临时木桥，都赶筑完成。第二期全线进行改善工程，包括改造桥梁，加建永久式桥涵，加宽路基，设置行车安全标志等，第三期将全线路面铺筑完竣，达到常年通车的目的。均要求1934年底完工。后因连绵秋雨等原因，工程延至1935年4月才完成。西安到兰州实测706公里，晴天小汽车2天半、大汽车4天可到达，比以前行程大大减少。1936年至1938年间，又将西兰公路段东道岭与华家岭的改线工程、咸阳渭河大桥工程和全线路面工程，次第完成。并在西安成立“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进行管理，同时在沿途建造车站12处，以及修车厂、旅社、食堂等，又从德国订购客车、货车、客货混合车等共50辆，进行客货运输。从此，西兰公路成为沟通陕甘交通的一条大动脉。

        抗战以后，沿海港口和铁路干线次第失守，大后方公路交通成为军事运输的主要动脉。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原交通、铁道两部合并，仍称交通部。接着，成立公路总管理处，根据抗战需要，大力加强后方国际通路建设。在西北方面，就是着重加强西北“羊毛车”内运路线建设。所谓“羊毛车”，是指承运苏联援华物资的汽车车队，为了保密，用“羊毛车”作为代号。这一条交通大动脉，从苏联入境，横越新疆腹地，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兰州，再经西兰公路段内运。西兰公路成为抗战期间的一条国际陆路干线。这条公路的拓宽与改善，宋子文是有贡献的。

        作家茅盾在散文《风雪华家岭》中说：“西兰公路在1938年还是有名的‘稀烂公路’。现在（指1940年）这一条700多公里的汽车路，说一句公道话，实在不错。这是西北公路局的‘德政’。”

        西兰公路从礼泉到乾县，地处关中盆地中段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属渭水北岸的黄土高原区。这一段地势，呈北高南低。北部黄土塬梁沟壑区，塬面比较完整，但在河流附近，因受流水切割，形成深沟和丘陵，有的沟深达100多米；南部以黄土高原为主，塬面呈波状，地势较平坦，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较好，是重要的粮棉产区。礼泉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所在地，墓前的“昭陵六骏”浮雕举世闻名。乾县是乾陵所在地。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依山为陵，雄伟壮观。据说，解放后经过勘察，乾陵是迄今尚未被盗的唯一唐代帝王陵墓，估计内藏唐代文物十分丰富。西兰公路走不到昭陵，但要从乾陵墓葬群旁边经过。

凭吊陇东古战场

        过了乾县，就是永寿县。从永寿进入彬县，就进入泾河河谷，西兰公路基本上就是沿着河谷走。泾河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源出六盘山东麓，长450多公里。

        蒋经国是南方人，对中国北方的许多事情，感到很新鲜。在途中，他看到很多羊群，最大的羊群，差不多有1000多只。北方有个特点，羊少，就靠人看，几只羊，十几只羊，请一个羊倌看着；羊多，就靠狗看。这个1000多只羊的大羊群，就是靠8只训练有素的牧羊犬看。这些狗，个头都有小牛一般大，它们管理这个羊群很负责，管理得也很好。不过，训练看羊狗，也要经过很长时间。蒋经国看到这景象，啧啧称奇。

        汽车经过彬县花果山时，老百姓说，这个花果山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出世的地方，那里有水帘洞，有石窟，还有孙悟空的像，许多老百姓都去拜。江苏连云港也有一个花果山，那里也有水帘洞。那个花果山比这个花果山还要大。彬县花果山的风景倒是很美，桃花、李花等许多花，都开得很美。靠近花果山的地方，是有名的彬县大佛寺石窟，原名庆寿寺，建在清凉山崖壁上，为陕西最大最完整的石窟寺，有大小佛像1000余尊，最大的一尊大佛依岩雕刻，高24米，大佛寺石窟即由此而来。

        过了彬县，就是长武县了。长武在陕西省的最西边，与甘肃省平凉地区的泾川县接壤。唐初，陕甘交界的长武、泾川、宁县地区，为唐王李世民与西秦霸王薛举、薛仁杲集团数度血战的古战场。现长武城内的昭仁寺，即为李世民纪念阵亡将士的寺院。长武是“秦陇门户”，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素有“旱码头”之称。长武属于黄土高原沟壑区，塬高、沟深、坡陡，水土流失严重，蒋经国一行乘汽车一路看过去，只见一片荒凉景象，古战场的那种森森杀气，倒是不见踪影了。

        出长武，即进入甘肃泾川县，今属平凉地区。

        泾川因地处泾水而得名，古代亦称泾州。泾川地处甘陕交界处，它与北面的宁县、镇原、合水、庆阳、环县等县，在地理上同属于陇东地区，也属于泾水上游及其支流马莲河流贯的地方，在历史上则是有名的古战场及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中国汉族从渭水上游发祥，后来顺水东下，藩衍于渭水本流及泾水流域。又从渭水流域扩张于黄河中下游，北及白河流域，南及长江、珠江。随着汉族的东进，藏族、回族及蒙古族，历史上都曾在泾渭流域之间交替扩张势力，从而演出无数次的民族战争。周代的犬戎，唐代的回纥、吐蕃，宋代的西夏，也都曾在泾水流域和汉族进行过长期战争，留下了有名的遗迹：诸如：秦太子扶苏墓、相传为姬周发祥地的“天子掌”、传说为秦穆公走马会西戎处的秦霸岭、唐朝大将郭子仪和李光弼的点将台、宋代名臣范仲淹旧宅等遗迹，均分散在平凉地区。合水县更有驰道，为秦蒙恬斩山湮谷，上达上郡（陕北），下通咸阳之大道遗迹。自子午岭起，南至关中，北抵河套，俗称“圣人条”，相传为秦始皇筑长城时所开运粮道路。

        据史料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马莲河流域已为汉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自2100年前的秦代起，这一带即成为汉族与西北各族争战之地，尤以宋代与西夏在环县、庆阳一带战争最为激烈，宋代名臣范仲淹、韩琦等，都曾在此间为赵家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不过，自明代海上交通发达以后，汉族对外关系，已由西北大陆移至东部沿江沿海一带，陕甘交界及泾水流域的地方，始渐失其繁荣。然而，自刘志丹纵横陕北，徐海东与毛泽东相继过甘入陕之后，陕甘边境的重要性为之一变，又渐为一般国内外舆论所关注。

“越穷的地方，越容易接受革命”

        抗战时期，陇东地区的宁县、正宁、镇原等地，都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泾川之北的宁县，古代亦称宁州，为有名的征战之地，故“以抚宁戍狄为名”。为陕甘宁边区23县之一。居宁县之东的正宁县，亦属于陕甘宁边区。早在1931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就在正宁县会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与泾川、宁县相邻的镇原县，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最早会师的地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该县三岔乡与刘志丹同志的陕北红军会师。

        陇东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主要原因就是缺水。贯穿陇东高原的水系，一是泾水，一是马莲河。马莲河是泾水上游的重要支流。其实，马莲河只是流经陇东北高原地带的一条泄水沟。因陇东系黄土高原，缺乏森林，地质又不能含蓄水分。在雨季，往往山洪暴发；而在旱季，不但河水如丝，随处可以涉渡，一般人的饮水，都成问题。普通的饮水来源，都是通过挖土窖储蓄，在雨季积雨水而成。环县以北，因河水来自宁夏产盐区，水味苦而咸。窖水的需求更大。乡人一季所蓄窖水，往往供其一年饮用。如发生旱灾，或有大军过境，窖水告竭，则乡民往往取水至数十里之外。

        1936年秋天，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经陇东北上陕北。国民党大军跟踪而至，围追堵截。国共数十万大军，转战于地广人稀的陇东高原，进无足够的饮水源与粮秣，退又为大势所不容许。形势十分危险，后来山城堡一战，形势稍缓。等到西安事变发生，才转危为安。

        蒋经国注意考察陇东自然环境，也注意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陇东民众的居住方式，是地下窑洞多于地上房屋。陇东许多地方的村落，地面上并不见房舍，而地下却有若干人家。窑洞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建在黄土断崖边，并列向里掘入，成为若干互不相通的单窑。一种是平地掘入，先挖成一处大的平底四方阱，然后从阱的四壁各自向里挖成若干单窑，另自阱外地面掘斜洞通于阱中，成为过道，俨然一种院落。

        蒋经国认为：土窑冬暖夏凉，除光线与卫生问题不易解决外，窑洞应该是西北地区比较理想的居住方式。同时，窑洞上面可以行人马，可以走载重大车。从近代防空的观点来看，西北地区的窑洞，也是战争时期民众居住方式的理想选择。

        当时，从泾川向北，经正宁、宁县、合水，到镇原、庆阳、环县等陇东地区，都属边区管辖。但这一带地区，地广人稀，地瘠民穷，往往四五十里，只有几十户人家，土地荒芜极多。在陕北边境上，牧畜往往比耕种为盛。

        据范长江在这一带采访，陇东地区由于土地广大，而居民不多，故纯粹的无土地农民甚少。但大地主所拥有之土地，其面积之大，相当惊人。往往以山或川为单位，计算大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如云某某川为某人所有，或某山至某山为某人所有。彼此之间，并无精确界限。据说，庆阳城中有几个大财主，拥有数条川道土地，竟不知道其面积有多少？全盛时期，只知有牛800万头，羊1200万只。如以牛作5元1头，羊作2元1头计算，则货币财产当为6400万元之巨。

蒋经国在平凉闹笑话

        过去军阀割据时代，马莲河流域偏僻之区，军人与贪官土劣相结为恶，无限度地剥削农民，环县、合水、保安一带，因交通闭塞，剥削手段更加粗糙，不加任何掩饰，一担柿子，通过街道，须纳税四、五角，全担柿子的市场价，或不及此数。鸦片烟税每亩抽四、五十元，而每亩产烟的收入，亦不过如此。庆阳一县，从前每年收入不过4万余元，而每年支应军费在12万元以上。这种额外收入，都是非法取自民间。贪官土劣更从中勒索，农民对政府根本失去信仰。

        许多地方的教育，简直落伍到可笑的境地。各县都没有中学，高等小学已为最高学府。主持高小的先生，必授“学而”、“先进”、“诗云”等科目。如教授“教科书”，则准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小学中往往有30岁左右的老学生，仍对新旧知识，一无所知。其父兄往往以其子弟“学而未进”自慰。

        越穷的地方，越容易接受革命。陇东自然条件这么差，人民这么贫困，政府这么差劲，所以刘志丹闹革命，一呼百应，毫不费事。这是蒋经国走访陇东之后得到的感受。

        从陕西进入甘肃，蒋经国一行在一个叫龙山镇的地方，停车吃中午饭。就在吃饭的时候，蒋经国看到有100多个壮丁在那里受训，一个教官正在讲三民主义。蒋经国听了，感觉非常兴奋，说“这就是建设西北的新的力量的表现。”

        从泾川沿西兰公路西进，即为平凉。平凉是古长安西进北上的要冲，最初为前秦所置平凉郡，取前秦君主苻坚欲平定凉国之意。平凉曾是左宗棠多年驻节的地方，左氏并通过兴办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平凉“柳湖书院”不仅为平凉林泉胜景，而且成为培养人才的园地，在陇东教育史上名声颇著。

        在现代史上，平凉曾发生过一次很少为世人所知的重大事件，即张学良主持召开的“平凉秘会”，由东北军、西北军核心集团集体向张、杨授权：同意发动兵变，迫蒋抗日。1936年11月下旬，张学良以赴王以哲部“督剿”红军的名义，乘飞机抵兰州，再转平凉。召集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高福源、唐君尧等几位心腹亲信开会，杨虎城将军也应邀秘密与会。会议的内容即为讨论策动西安事变的问题。由于平凉秘会内容极其重大，张学良对与会人员作了严格限制，连自己的随从副官都未准与会。会议之所以在平凉召开，是因为王以哲部正驻在平凉，张以“督剿”红军的名义，既可名正言顺地来往平凉，又可以把蒋系高干、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人拒之会外。

        在平凉秘会上，张学良说他一个多月没有到班，实在是由于内心不愿意“剿共”；并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已经无法化解，谁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主张。我决定在三个办法中选一个：第一，我与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够改变他的主张；第三，蒋委员长若还拒绝，不得已实行兵谏。采取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已采取的行动，在实行过程中，我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干唇燥。也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火气太盛，听不进去，况且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不通，只好采取第三种办法。”

        与会人员听完张学良讲话后，一致同意张的兵谏主张。因此，平凉秘密会议，可以看成是东北军、西北军核心集团同意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次集体授权，也可以看成是张学良、杨虎城最终决定以兵变方式发动西安事变的一次核心决策会议，意义十分重大。

        车进平凉城，城里有一条长街，长街上的民风民俗，已经与陕西有明显区别。因为甘肃的回民人数，要比陕西多得多。平凉又是汉回杂居的地方，回族的的民风民俗，显然比陕西要浓厚。

        从平凉长街上一路开过去，蒋经国一路看过去，得出一个感受，就是回民讲究卫生，而汉人大多不讲卫生。蒋经国说：“假使我们要区别哪里是汉人居住的地方，哪里是回人居住的地方，那只要看脏的地方，有猪的地方，就是汉人住的地方，没有猪的地方，很清洁的地方，就是回人住的地方。同时，他们回人住的街道，差不多每条街上，至少有所医院，二处浴室。”

        当晚，蒋经国一行就住在平凉。当地回民的上层人士请经国、纬国兄弟一行吃饭。席间，蒋经国闹了一个笑话。蒋经国由于刚到西北，对回民的风俗，虽然多少有点了解，但仍很肤浅，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半瓶子醋”。但是，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回民的了解和尊重，又喜欢表现自己，这才弄出尴尬的场面。

        蒋经国是知道回民不吃猪肉的，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他好意地问主人：“你们这里的猪很少吧？”他的本意是表示不喜欢吃猪肉。哪里知道他们一个都不回答蒋经国的问话，蒋经国很尴尬，也感到很奇怪。他也不好再问下去了。吃过饭之后，他问熊向晖，当时大家为什么都不回答他的问话？熊告诉他，回教是绝对不能说“猪”字的，他们叫猪为“黑东西”。假使你在他们面前讲到猪字，他们是很不高兴的。蒋经国听了之后，连说：“惭愧！惭愧！没有想到入境问俗是这样重要。”

        这里有个背景要介绍一下。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他们的政策，是只承认有回教，不承认有回族。他们认为：回民不是一个民族，而只是一个宗教。所以，蒋经国到西北以后，只讲回人，回教，从不讲回族。他在书里，也只讲回人、回教，不讲回民与回族，这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始终不承认回民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原因。蒋经国对回族风俗一知半解，与国民党始终不承认回族的政策，也有关系。

“洛阳反共的空气还很浓”

        就在这一天，张又去见蒋，把他同意派蒋鼎文到南京以及带亲笔手令的话如实汇报。蒋也同意了，但在亲笔手令的转交方式上，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张主张，蒋写好亲笔信后，由他转交蒋鼎文，但蒋怕亲笔手令落在张的手里，传出去将成为一桩笑柄，因此不肯写；蒋坚持，如要他写亲笔手令，就必须由他直接交蒋鼎文，但张又怕两蒋关起门来讲私房话，对他不利。直到17日，又是百里出主意，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蒋直接把手令交给蒋鼎文，即同时退出，蒋介石与蒋鼎文并未单独谈话。
        问题解决后，蒋鼎文当天从西安飞往南京，南京政府当天将此令制成珂罗版，送往京沪各报发表。当时，军政界上层人士有人知道“三蒋”之间这件内幕新闻的，都认为百里是站在南京的立场上，帮助西安出主意，促使问题解决。
        但是，蒋百里的好友、《蒋百里传》作者陶菊隐先生说，“百里做的只是一篇表面文章，连百里本人也不知道”，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其实，内幕之外还另有内幕”，这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避免扩大内战，主张结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把蒋介石也争取过来，只要蒋肯接受张、杨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把他释放出去，以便布置举国一致的抗日军事。但如果蒋介石一定要顽抗到底，即将红军开往潼关，配合张、杨部队，粉碎中央军的进攻。
        当时，周恩来就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上，日夜为张、杨出主意，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派人到南京送信，也是中共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个环节。
        不过，陶菊隐也说：“蒋百里的表面文章，在当时也是不可少的”。只是，无论是周恩来的出主意，还是蒋百里的出主意，都促成了蒋鼎文的往返西安、南京，也促成了蒋鼎文的出名。这也是蒋鼎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为了酬劳蒋鼎文，任命蒋鼎文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蒋鼎文身材魁梧，长方脸，有点南人北相的味道。这个人好赌，听说赌技很高。有的资料上讲，他的父亲也是好赌的，甚至赌到全家倾家荡产的境地。蒋鼎文也会捞钱，在职时就在私下做生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蒋鼎文是个生意经。抗战期间，陕西省的吏风很坏，与蒋鼎文当省主席那一段也很有关系。后来，蒋介石到西北视察，多次在西安和重庆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讲，陕西的吏治，不如青海、宁夏。
        蒋鼎文结束仕途，就栽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上。1944年5月洛阳失陷，日军逼近潼关，关中震动，舆论哗然。7月，蒋鼎文不得不“引咎请辞本兼各职”，退居重庆，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参议，他自承这次失败，是“治军从政40年来最大挫折”。1945年冬，蒋鼎文迁居上海，依仗所捞的巨资，先后在南京、上海大办公司，后来又派老婆到美国经营橡胶园，派胞弟到香港办公司等。在国民党“八大金刚”中，解放前夕就在大陆下海做生意的，蒋鼎文是第一个。
        但在1942年的时候，蒋鼎文还是很得意的。他到第一战区上任，一下子指挥4个集团军。他在陕西担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的时候，就是一个第34集团军，第34集团军主事的是胡宗南，他问不到事，但到了第一战区就不一样了，他是担任实职，有职有权。在中条山战役后，第一战区的作战区域，只剩下河南省的黄河以南地区。但第一战区战略地位很重要，所以摆的军队还是很多。当时，全国一共是39个集团军，92个军；第一战区就摆了8个集团军、17个军，由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分别指挥。归蒋鼎文指挥的是4个集团军，归汤恩伯指挥的也是4个集团军。
        蒋经国一行到洛阳的时候，正是蒋鼎文到任不久。但蒋鼎文刚到任，就干了一件大事，封闭第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投奔国民党特务，捉了很多共产党员。当时，河南的报纸上登出了袁晓轩自首启事，实际上在幕后进行策划活动的，就是胡宗南派去的特务，叫卞德恭。蒋经国等人去的时候，洛阳反共的空气还很浓。
        蒋经国一行到了洛阳，先到西工拜访蒋鼎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洛阳西工。西工自民国以来，就是一座有名的军营，尤其是从吴佩孚“雄踞洛阳、虎踞中原”开始，洛阳西工实际上就成了北方政治的中心，也成为曹锟贿选政权的“太上政府”。1920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战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后，华北各省成了曹、吴之天下。同年9月，吴大帅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身份，率领陆军劲旅第3师进驻洛阳西工兵营。吴驻洛期间，将1师之旅扩编成5师之众，并对西工兵营进行大规模的扩建。西工原有营房5000多间，吴命令扩建到12000余间。在扩建营房的同时，还修了灰石马路，直通洛阳金谷园车站。吴让省农专校长常志箴负责绿化西工，大量栽植杨、榆、柳、槐等树，按当时中国人口数，育树苗4亿株之多。吴又在住宅区公馆街扩建房院100余所，各院按《千字文》“天、地、玄、黄”的顺序编号，吴本人住“天”字第1号院内。吴还在东下池村北崖筑窑洞1000余孔，为幼年学兵宿舍，并在洛河上修筑了“新天津桥”。一时之间，洛阳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与天下劲兵处。
        吴佩孚选中洛阳为练兵之所，是看中了洛阳为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中，且有王者气；巩县兵工厂又近在咫尺，武汉、南京两大兵工厂也有京汉、津浦铁路之便，可以朝发夕至，源源不断。雄踞洛阳，既可以御外，又可以武力统一全国。事实上，吴佩孚洛阳练兵期间，不但直接控制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5省，而且遥控北京曹锟政府。当时的北京至洛阳道上，真可以说是冠盖云集，军政大员仆仆风尘，络绎不绝于途。1923年2月，吴佩孚曾在西工指挥镇压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惨杀了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及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封闭了京汉铁路工会。同年4月，曹锟以贿选手段，当选为大总统。
        曹锟的最大本钱是吴佩孚。曹当选总统，吴的威势自是水涨船高。吴的洛阳西工巡阅使署，成为事实上的北洋政府的“总理衙门”。所以，当吴在洛阳举行声势显赫的五秩大庆时，各省督军、师、旅将领及各国驻京使馆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宣统也派摄政王赶来祝贺。贺客中最受吴氏重视的是康有为，因为康的一对谀联道出了吴的自负和心声：“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吴看了这对联语，频频称谢。
        据说，当时冯玉祥也派人送来一只精美瓷坛，吴初以为是一坛美酒，等到打开品尝之后，始知只是一坛清水，颇为嗔怒。还是康有为打了圆场，说：“玉帅（吴字子玉），不必动怒，冯将军送这坛清水，是极有道理的。这有一个典故，出自《庄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冯将军送这坛清水的真意，是说玉帅高雅纯洁，官清如水，我看这是最珍贵的一份寿礼。”吴听了，转嗔为喜，说：“错怪！错怪！焕章（冯号焕章）深知我也，焕章深知我也！”
　
蒋鼎文请蒋经国吃饭
　
        北洋政府之后，洛阳一度沉寂，但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枪声一响，又再度热闹起来。为防止日军占领上海之后，闪击首都，南京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以避日军锋芒。洛阳西工巡阅使署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原吴佩孚公馆——西工“天”字第一号院，也成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临时官邸；另有不少政府机关也挤进了西工兵营。所以，当时任西工警察所的所长董某对友人戏言：“别看老夫官职小，宛平城里管朝廷。”
        1932年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西工东花园召开。会议通过的《施政方针》明确规定：“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会议并通过《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正式决定将洛阳确定为“行都”，长安（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蒋介石随即在南京宣誓就任委员长职。4月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洛阳西工吴佩孚的广寒宫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难会议”，通过了《国难会议宣言》。会议对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5月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国民政府陆续返京。还都前，林森主持作出了一些有关建设方面的决定，如筹建洛阳发电厂、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修建伊河及洛河大桥等。伊、洛大桥于1937年先后建成，伊河大桥被命名为“中正桥”，洛河大桥被命名“林森桥”。
        蒋经国这次到洛阳，专门去看了这两座桥，蒋经国在书中说到这件事：“洛阳有两个伟大的建筑，一个是林森桥，一个是中正桥，都是现代永久性的建筑物。”这两座桥的建成，多少要感谢林森，也是洛阳作为“行都”的遗迹。
        蒋经国、蒋纬国见了蒋鼎文，双方寒喧了一会儿，蒋鼎文表示要尽地主之谊，请经国、纬国一行吃了一顿饭，并邀请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中将等少数几个高级将领作陪。
        参谋长郭寄峤是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9期毕业，先在东北军干，后来在吴佩孚、冯玉祥的部队都干过，最后才到卫立煌的部队。卫当师长，郭当师参谋长；卫当军长，郭当军参谋长。就这样随着卫一步一步升到战区参谋长。郭和卫的关系，应当说是很好的。卫因为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参谋长，才摆脱了繁重的参谋业务。在卫立煌身边做地下工作的赵荣声对郭寄峤很了解，他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说：“郭寄峤每天上午8点上班，除掉中间回家吃两顿饭，一直忙到夜晚十一、二点，一手握着电话机听汇报，一手拿着一杆寸楷毛笔批公文，批完了随手扔到地下，旁边就有一个副官恭恭敬敬地蹲下去拾取。下级人员有什么事情来请示，郭寄峤一手握着电话机不放，一手握毛笔不放，简单明了的向来谒者答复几句，不一定都合理，但和当时别处许许多多稀里胡涂的国民党军官和参谋人员比较，的确表现得精明强干，高人一筹。”
        1941年6月，熊向晖随胡宗南到洛阳来，就见过他，觉得这个人说话办事都很精干，没有废话。后来，他向胡宗南介绍第一战区的战略态势，也是条分缕析，清晰明了，完全没有多余的话。早就听说这个人在参谋业务上很有一套，蒋介石表扬他是“标准的参谋长”，那次一见，果然不虚。在回西安的车上，胡宗南也说：“郭寄峤果然是个人才!”郭寄峤后来官越做越大，先后出任鄂陕甘边区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川陕边区总司令、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北行营副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等重要职务，与胡宗南的幕后支持不无关系。
        在来洛阳的路上，熊向晖对第一战区几个主要将领的情况，都向蒋经国作了介绍，所以蒋经国与郭寄峤见面，对郭特别留意。蒋经国通过这次洛阳之行，对郭的印象也不错，认为郭办事持重，锋芒内敛，为人精明，工作勤勉，是个大将之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军队系统进行大改组，蒋经国于1950年3月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上将主任，主管军队整编事宜。郭寄峤于1951年2月任“国防部”上将部长，两人共事达数年之久。郭寄峤能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从多如牛毛的高级将领中脱颖而出，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要职，如果没有蒋经国的力荐，是绝对不可能的。蒋经国这次洛阳之行，是第一次建立与郭寄峤的关系。
        蒋经国与蒋鼎文见面，没有说什么。不说什么，就是表示有保留啊！其实，蒋经国在参观西北的过程中，听到和看到许多事情，都对蒋鼎文不利，如吏治腐败，军心焕散，纪律不彰等，说蒋鼎文坏话的人也不少。1944年中原作战失败后，蒋鼎文“引咎辞职”，基本上就是赋闲了，“